东方翰《中国逻辑的崩溃》08-东方翰的自由空间
（第二章 商鞅体系是怎样炼成的）
第三节 愚昧有愚昧的好处
【网阅提要2—1】
□“弱智”作为“弱民”的重要一环，追求“愚民”效果是商鞅主义改革的固有内容。为此，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背景下，商鞅赫然举起了文化专制的屠刀，制造一个冰封千里的寒冬季节。
首先是剥夺人民思考与发言的权利，使“民莫敢议令”。
其次，“燔诗书以明法令”，焚毁所有儒家经典。
再次，“禁游宦之民”，封锁知识交流与传播的渠道。
□商鞅终究不是简单的破坏分子，而是一位卓越的改革家。他设计了一套“壹赏—壹教—壹民”的人性改造程序，将反德反智的文化专制引向“强国”的建设性任务。
就是通过专门奖励和任用作战有功者（壹赏），推广提倡“农战”的标准（壹教）大豫网首页，塑造出农民加战士的统一国民（壹民）。但国人的血性也消失了，为逆来顺受的屈辱性格所取代。
开发智慧能够促成社会进步，制造愚昧会有什么好处？在商鞅“弱民强国”的逻辑框架内，大众具备良好的思考能力与拥有充足的财富资源一样，都是人民强大的指标，与“强国”的目标严重冲突，因而为当局所不容。或者干脆说，“弱智”作为“弱民”的重要一环，追求“愚民”效果是商鞅主义改革的固有内容。另外，商鞅蛮横而残酷法治的成功，首先就建立在普遍未开化的社会背景之上，高度依赖秦国偏远蛮荒的落后环境。魏惠王曾经后悔不听公叔痤的举荐而失去了奇才商鞅，但假使魏国真的任用了商鞅，情况又会怎么样呢？恐怕他在秦国操办的那一套在文明昌达的中原国家也很难行得通。最后结果可能是要么实现不了，要么推行的就是不一样的改革。
如果真能出现另一付模样的魏国“公孙鞅变法”，那倒很有希望成为华夏国家的祥和开端。可惜，历史不能假设。既然商鞅已经开始了他在秦国的冷血改革，就必然要夯实作为恶治根基的愚蠢蒙昧土壤。何况变法仅仅摧毁旧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铲除一些更基本的东西，就是支撑旧制度的那些西周价值观念，以及一切妨碍国家机会主义的道德准则。比如，推行酷法就要否定“仁政”，加强控制就要鼓励告密……所以，在春秋战国那个中华文化勃然兴起的黄金时代，百家争鸣如火如荼的灿烂天空下，商鞅赫然举起了文化专制的屠刀，准备享受它冰封千里的寒冬季节。
但是，商鞅仍然高估了秦国民众的愚昧程度。新法一颁布，立即引来了舆情汹汹界郭嘉，成百上千的人跑到首都抗议法令“不便”。这是很自然的，象连坐法把无辜居民捆绑治罪的要求，让正常人如何接受得了？商鞅不屑分辩也决不退缩，而是痛下狠手，在一次性处决了贵族祝欢等700名犯罪和处罚了太子的两个老师之后，用血腥镇压吓阻了反对意见。并成功降低了大众理性，带来社会舆论的倒退。表现在新法推行10年后，出现了高压体制下的秩序井然和“斯德哥尔摩效应”（人质对劫持者的心理和感情依赖）。原来的反对派幡然悔悟，跑到商鞅面前作立场转变的政治表态——齐声赞扬新法。商鞅却并不承情，以“此皆乱化之民也”，把这些唱赞美诗的家伙统统流放到边陲服苦役去了。非议固然不可，赞同为什么也不行？商鞅意在表明，他要求的是无条件的服从，民众最好不要思考，最低不能发声。对法令品头论足，无论藏否都视同干扰秩序，实质上是剥夺了人民的发言权。从此“民莫敢议令”，全国上下一片噤声。不过，当时处理这些马屁精并没有什么法律依据，而采用了一种临时置刑的权宜办法。后期则形成了制度，《秦律》上明文规定：“诽朝灭族，谤政弃市”。明清“莫谈国事”的戒条，今天“不许妄议中央大政”的纪律，都属于此类。
据韩非说“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大概是商鞅以国君的名义，下令把境内的《诗》《书》等儒家经典统统收缴焚毁，严禁民间收藏和阅读。这无疑是毁灭文化资源的根本性措施。秦国的文化开发本来就严重滞后，现在则连仅存的一点微弱火苗也扑灭了。商鞅的清理范围其实很广，不止于诗书。他曾一口气列出了有害国家的十种文明，分别是诗、书、礼、乐、慈善、修养、仁爱、谦洁、善辩、聪慧。他说，有这些人和事存在，君主就无法让民众守土作战，敌人来了，国土就一定被割削，敌人不来，国家也一定会贫穷。没有这些人事大火草，敌人就不敢来犯，即使来了，也一定会被打退；如果发兵讨伐敌国，一定能取胜；如果休兵止战，就一定会富足（《商君书?农战》：《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文明礼貌歌，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夺命邮差取；按兵不伐，必富。）”。说白了，就是屏蔽法家之外的一切思想主张。只是因为儒家代表西周礼法，与它维护的旧制度一起成了“革命”的头号敌人。
商鞅文化专制还有一条措施，叫“禁游宦之民”。古时候除了书本上的知识，外出游学是增长见识的重要途经。何况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即使图书往往也是靠千里求学，师徒口耳相授流传下来的。所以这条禁令，等于封锁了知识交流与传播的渠道。除了阻止民间游学和谋取官职，还规定“国家的大臣和诸大夫们，对那些有关博学多闻，能言巧辩，周游居住外乡之类的事都不准去做；更不准到各县去居住游说，这样农民就没有地方能听到外界的消息和蛊惑人心的学说。那么有智慧的农民就没有办法脱离他们原来从事的农业，而那些愚笨的农民就会无知识，不喜欢学问。（《商君书?垦令》：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禁止游学游宦堵塞了士人官宦追求知识的通道，普通百姓更无从获取外部信息，秦国成了一片文化荒漠。这种政策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后来人们在街头巷尾窃窃私语几句，都要杀头——“偶语者弃市”。
商鞅终究不是简单的破坏分子，而是一位卓越的改革家。他设计了一套“壹赏—壹教—壹民”的人性改造程序，将反德反智的文化专制引向“强国”的建设性任务。就是从统一奖励对象（“壹赏”）开始，通过示范效应统一标准（“壹教”），最终得到统一类型的人民（“壹民”）。
商鞅主张所有的富贵只能来自于国家的赏赐，而获得奖赏的门路只有一条——就是“农战”，称之为“壹赏”。所谓“利禄官爵抟（专）出于兵魔法奇兵，无有异施也”，即所有的利益和官职都由当兵作战获得，不再给予其它人群。官员作为管理者的特点，决定了必须依据才能选拔，才能称职胜任。商鞅却反对这样做，说选拔官吏不能以智力和品德作为标准，而应该完全根据军功来任用。尤其不能以精通《诗》《书》、擅长学问加官晋爵。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以德行和才能授官，那么人们就会纷纷放下手中的农活，远远地避开战场，崇诗书而尚学问，这样就达不到重农战、贱学问、使人愚昧的目的。《商君书?赏刑》上特别提到，“所谓的诚实廉洁、精通礼制音乐、有道德修养、结成朋党、保举信誉、颠倒黑白的人，不能因为这个而富贵，不能因这个本事而评论法令刑罚，不能因为这个独自创立私人学说，并用私人学说向君主陈述自己的思想”。反之，兴兵作战时，凭武功授爵任官，必然获胜；休战务农时，凭贡献粮食授爵任官，国家必然富足（《商君书?去强》：“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这样就能统一教化（壹教），塑造出统一的人形工具“壹民”。
商鞅为秦国制定了单一的奖赏制度——“军功爵制”，规定根据军功大小授予爵位，任用官吏，将具备才能、品格或学问特长而没有战功的人，统统排斥在体制之外。具体说，战场上斩获敌人甲士一首赐爵一级，赏给田地一顷，宅地九亩，赐庶子一名。欲为官者，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三个四个……，以此类推。古代称脑袋为“首”，而秦国人从商鞅开始就管脑袋叫“级别”了，因为每一颗脑袋对应一级爵位。现在有行政级，技术级，“首级”就是“人头级”，听起来让人不寒而栗。总之，秦国需要的国民石林风景区，只要骨骼健硕性情凶猛，脑袋越空乏越好。
商鞅贻误了秦人的文化开发，但很好地保留和刺激了好战风气。据说一听到要发动战争，百姓都象饿狼嗅见了血腥一样兴奋。不过此后中国人的尚武特质恰恰很迅速很彻底地泯灭了，以至于满族人入关和日本军队打进内地，对中国人的驯服和任人宰割都大为惊讶。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宋明之后重文轻武带来的恶劣影响，说还是商鞅的作法好。其实这样想就错了，造成这种可悲后果的，一条很重要的原因，正是商鞅在继续提倡尚武的过程中，已经把它的性质从秦人强悍的民风，转换成了“弱民”的一个帖面，服从服务于国家专制的大方向。那种勇武，不再来自于独立人格下对利益和尊严的血性坚守，而来自于被奴役者对国家暴力和恶治的曲意屈从。大秦甲士已经抽空了桀骜不驯的精神，成为任人驱使的躯壳，在战场之外是不敢对政府说一个“不”字或发表一句议论的。所以，当离开战国的大环境，国家不再需要暴徒而需要顺民的时候，这种贪功好战风气自然就被与“弱民”要求更加一致的逆来顺受性格所取代，重文轻武不过是商鞅“壹教”政策的一个变种。当然，主子有令他还会一眼不眨地去杀戮，充当专制的凶恶鹰犬。却不能不习惯性地屈服于更强大的暴力，无论是内部暴政还是外来征服，一个民族的自尊和勇气就这样吹散了。
即使在当时，这种政策已经暴露出它的负面影响。本来在残酷的处罚机制下，秦军作风顽强，令对手闻风丧胆。而优渥的奖励政策不但增加了将士们克敌制胜的强烈欲望，也可能让战友之间为一颗人头争夺个你死我活变种外星人。甚至两名秦军本来协力追击一名敌兵，敌人跑掉了，或追不上了，其中一个就把另一个干掉，割下头颅当作“战绩”麦提莎。秦简《封诊式》上就载有两则“夺首”的“爰书”（司法文书），一则记载一名士兵用剑砍伤了战友，抢跑了他手中的“敌首”，去冒功邀赏。另一则记载一个公士与一个士兵共执一颗人头到官府评理，都说是自己斩获的。司法官员似乎很老道，也许类似的事件不止一两次吧吴培服，鉴定中发现人头情形有异，怎么看都不象是敌人的，倒象是大秦勇士的，因此怀疑是自己人被他们谋杀了。于是紧急通告各部队：如有失散和迟迟不归的军卒，速速派人前来辨认。这种专一奖励制度的极端，由此可见一斑了尚赫净水机。所以秦军上报的首级都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示三日，倒不是借鉴“民主评议”的好经验，而是防止自相残杀一类的意外发生。
总之，商鞅的文化政策与后来发生在红色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样，是一场毁灭文化的反文化行动，以支持其反智愚民的意图。这在当时维持了表面一致，收到了战争动员的顺畅效果健康元股吧。
但其实民间禁绝的这些文化资源，绝大部分在统治集团内部都得到了保留，形成了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内部资料”制度，一直延续至今。百家学说的图书在秦廷都有收藏，供君主和高官们学习批判之用。秦始皇统一全国那会儿，朝廷网罗了一大批儒家、阴阳家，以及其它各门派的饱学之士，号为“博士”以备顾问。那些求仙问药的方士们在被“坑”之前更是呼风唤雨，挣得盆满钵满。这并不是统治者不怕中毒或有什么抗病毒基因，而是留给自己的总是最好的，说明禁止文化传播和思想自由不是因为它们有害，而恰恰因为它们有益。商鞅的文化专制，为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提供了一个反面的注脚，要让百姓软弱无力，就剥夺他们的学习权利，使之陷入文化贫困，从而相对放大国家的控制能力，更方便更高效地奴役和驱使人民，甚至变受害者为帮凶，实现统治稳定和违背大众利益的国家目标。
【网阅提要2—2】
□愚民思想曾经为先秦的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所提倡，并非商鞅肇始和独创，如老子、庄子、管仲，以及李悝、吴起、申不害、慎到等。但商鞅的思想仍然有它的特殊性，成为中国愚民思潮演变的一个转折点。
根本区别在于治理结构上所处的位置，是否纳入了“弱民强国”的体系，它决定了“愚民”能否能成为加深国民对立关系的工具，是否具有为实现政治目标而实施和加强的必然性。
□老子的愚民思想是国家与民众同步的，以“小国寡民”为理想，与商鞅做大做强国家的追求（“大国寡民”）背道而驰。管子“农愚”的说法，针对特定人群，不具有普遍愚民的性质。
李悝、吴起、申不害等人也大致如此，只是对开启民智不热心，但并引申不出摧残整个社会文化的需要。
商鞅在国家逻辑的框架中，是把“愚民”工作放在国家与人民对立关系的大局中来对待的，一切大众智慧和文化资源都成了干扰和破坏强国的因素，必须予以整体打击卡卡跑丁车。所以才焚书禁学，窒息全社会的思想和舆论自由，而且需要随着系统的提升不断跟进。这是中国思想专制灭绝性特征的来源吧。
【商鞅愚民政策的特殊地位】
我们一般将思想专制归结为“愚民”政治，当然也包括商鞅在秦国推行的那一套作法，甚至当作一个制度开端。“愚民”思想并非商鞅所独有，也不是他的首创。但愚民和愚民也不一样，商鞅愚民思想仍然有它的特殊性。在本节写作中笔者对徐奇堂《试论商鞅的愚民思想》一文多有参考，在此谨表谢意。他的文章开篇有一个大历史视野的交待，现在录在下面作为讨论素材，对明确秦国的文化专制性质应该有所裨益：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与时代的政治形势相适应，这时在学术上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针对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各国的政治弊端，当时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就如何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等问题提出了许多主张和看法，“愚民”这一政治观点就是其中之一。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中，较早提出“愚民”观点的是老庄和管仲。老子曾公开倡言要用愚民政策来窒息人民的反抗思想和麻痹人民的斗志，他说“古之善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注：《道德经?六十五章》），他极力反对开发民智，要求从精神上、物质上杜绝一切能够激发民智和引起争端的措施。庄子则更是将老子的观点绝对化，他主张取消一切制度、规范和文化，认为只有“绝圣弃智”（注：《庄子?去箧》）社会才能安宁。管子也认为“君明、相信、五官肃、士廉、农愚、商工愿，则上下相体，而外内别也。”（注：《管子?君臣》）因此“昔者圣人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知和同以听令也。”（注：《管子?法禁》）他主张“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注：《管子?任法》）其后，许多学派特别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如李悝、吴起、申不害、慎到等人，都在各自的学说中或多或少地流露出愚民的主张。但我认为，在春秋战国诸子中，商鞅和韩非子的愚民主张是最明确、最有系统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最大的，而韩非子的愚民思想实际上是对商鞅愚民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发挥，因此商鞅的愚民思想在先秦诸子愚民思潮中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段文字，准确地指出了“商鞅的愚民思想在先秦诸子愚民思潮中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具有特殊的意义”拟态催眠。值得补充的是，牛牧童商鞅的愚民思想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意义”，除了他主张的明确和系统以外，还在于相对之前的愚民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正是这种质变使商鞅思想成为中国愚民思潮演变的一个转折点。
我们在考察历史的继承关系时，应该看到一种东西在不同系统内的不同作用。有时这种差别极其巨大，比如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四大发明”，在中国和西方的作用就大相径庭。在中国作为手工经验的用途尽人皆知，放烟花、测风水、印四书……在欧洲则是另一番景象，马克思评论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有时，这种差别甚至带来截然相反的结果，比如魏人之楚的“南辕北辙”与麦哲伦的环球旅行，形式上都是背离方向的疾驶，但一个意味着越来越远离目标，另一个却在逐步接近成功。商鞅的愚民政策与其他先秦思想家和法家也有类似的差别。
根本区别在于治理结构上所处的位置，是否纳入了“弱民强国”的体系，它决定了“愚民”能否能成为加深国民对立关系的工具，是否具有为实现政治目标而实施和加强的必然性。老子主张“守愚”，是看到了社会进步带来文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复杂化和利益纷争，他提出的办法是退回到昨天，使矛盾重归消解，具体说是回归到“小国寡民”的时代。在他的方案里，国家与民众的关系是一致的，人民没有智慧，统治者不用智术，整个社会都维持在一种浑沌状态，不仅要愚民而且要“愚君愚国”。所以才能衍生出庄子“绝圣弃智”，取消一切制度与文化的绝对“自由化”观点，其实属于古典无政府主义。而商鞅则相反，他恰恰是为了建立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做大做强国家才禁书禁学的，所以有人称之为“大国寡民”。老庄的思想有追求返璞归真的人文价值，但违背历史发展趋势，一般来说不大可能实现。如果统治者采纳了道家的主张，比如与之有血缘关系的“黄老”之学，出台的将是“无为”政策，造成的局面往往是民间很活跃，政府却要装傻。
管仲倒是十足的进取派，而且大权在握，具备实施个人意志的充分条件。但这位大政治家有他自己的富民逻辑，所以，在“君、相、官、士、农、商”的六类对象中，只提出了“农愚”的要求，不具有普遍愚民的性质。上古农业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农民不需要太多的社会知识，安心耕耘就可以胜任职责。这个思想是有点“反动”。有人根据上下文将其翻译成“农民质朴”，其实就算是“农民愚昧”的意思，也与商鞅的反文化政策有两大差别。一，不是制造普遍愚昧，不可能损毁社会文化，或阻碍文化发展。二，正因为不存在消除整个社会思想和学术自由的故意，对农民也只能作为最低要求，不可能有强制性的迫害措施。放在今天，顶多是不加大乡村的教育投入，而不会一边普及“主人翁”和爱国主义教育，一边跨省抓捕网上发贴的农民兄弟。当然，在“博学”与“听令”、“任智”与“任法”的摆布上，管仲要求不能以博学害听令，或以智害法，都是很正常的治理原则，不意味着要消灭博学和智慧。现在体制内的那些贪官，也不能因为他兼职客座教授或者写得一笔好书法就免刑吧。
商鞅的文化专制则大不相同了，呈现出结构性的差别韩成珠。其他人不过出于统治便利希望降低被统治者的智力，而商鞅在逻辑框架中，是把“愚民”工作放在国家与人民对立关系的大局中来对待的，“弱智”作为“弱民”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一切大众智慧和文化资源都成了“强国”事业的干扰或破坏因素，必须予以坚决铲除。所以才焚书禁学，窒息全社会的思想和舆论自由，而且需要随着系统的提升不断地跟进。这在老庄、管仲那里，以至前秦其它法家那里都是不可能的。李悝、吴起、申不害等人都曾经权倾一时，但他们在执政生涯中都没有大面积损毁学术和文化的作法。顶多是对开发民智不热心，不鼓励，但也决不会去抢走人家手里的书简，甚至把读书人关进监狱吃牢饭。韩非从商鞅那里继承的就不单单是愚民思想，而是“弱民”的体系了。而且从当时的历史形势判断，即使这位韩国公子不是全面地继承和发挥了商君主义，零星的愚民思想也终究会被秦国当局纳入到商鞅体系中来的，作用与管仲、申不害仍然不会一样。“弱民强国”的内在规定性使思想控制成为一种发展的必需，因而得到长久的坚持和持续的加强，制造了一场“政治正确”的全民心智灾难。之所以先秦其它愚民政策下依旧出现百家争鸣，西方中世纪教会精神束缚下仍然能萌发出新思想的幼芽，只有商鞅式专制经略了一个万马齐喑的死寂世界，这种特有的结构性构建，或许正是中国思想专制灭绝性特征的来源！
（第二章 商鞅体系是怎样炼成的）
第三节 愚昧有愚昧的好处
【网阅提要2—1】
□“弱智”作为“弱民”的重要一环，追求“愚民”效果是商鞅主义改革的固有内容。为此，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背景下，商鞅赫然举起了文化专制的屠刀，制造一个冰封千里的寒冬季节。
首先是剥夺人民思考与发言的权利，使“民莫敢议令”。
其次，“燔诗书以明法令”，焚毁所有儒家经典。
再次，“禁游宦之民”，封锁知识交流与传播的渠道。
□商鞅终究不是简单的破坏分子，而是一位卓越的改革家。他设计了一套“壹赏—壹教—壹民”的人性改造程序，将反德反智的文化专制引向“强国”的建设性任务。
就是通过专门奖励和任用作战有功者（壹赏），推广提倡“农战”的标准（壹教）大豫网首页，塑造出农民加战士的统一国民（壹民）。但国人的血性也消失了，为逆来顺受的屈辱性格所取代。
开发智慧能够促成社会进步，制造愚昧会有什么好处？在商鞅“弱民强国”的逻辑框架内，大众具备良好的思考能力与拥有充足的财富资源一样，都是人民强大的指标，与“强国”的目标严重冲突，因而为当局所不容。或者干脆说，“弱智”作为“弱民”的重要一环，追求“愚民”效果是商鞅主义改革的固有内容。另外，商鞅蛮横而残酷法治的成功，首先就建立在普遍未开化的社会背景之上，高度依赖秦国偏远蛮荒的落后环境。魏惠王曾经后悔不听公叔痤的举荐而失去了奇才商鞅，但假使魏国真的任用了商鞅，情况又会怎么样呢？恐怕他在秦国操办的那一套在文明昌达的中原国家也很难行得通。最后结果可能是要么实现不了，要么推行的就是不一样的改革。
如果真能出现另一付模样的魏国“公孙鞅变法”，那倒很有希望成为华夏国家的祥和开端。可惜，历史不能假设。既然商鞅已经开始了他在秦国的冷血改革，就必然要夯实作为恶治根基的愚蠢蒙昧土壤。何况变法仅仅摧毁旧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铲除一些更基本的东西，就是支撑旧制度的那些西周价值观念，以及一切妨碍国家机会主义的道德准则。比如，推行酷法就要否定“仁政”，加强控制就要鼓励告密……所以，在春秋战国那个中华文化勃然兴起的黄金时代，百家争鸣如火如荼的灿烂天空下，商鞅赫然举起了文化专制的屠刀，准备享受它冰封千里的寒冬季节。
但是，商鞅仍然高估了秦国民众的愚昧程度。新法一颁布，立即引来了舆情汹汹界郭嘉，成百上千的人跑到首都抗议法令“不便”。这是很自然的，象连坐法把无辜居民捆绑治罪的要求，让正常人如何接受得了？商鞅不屑分辩也决不退缩，而是痛下狠手，在一次性处决了贵族祝欢等700名犯罪和处罚了太子的两个老师之后，用血腥镇压吓阻了反对意见。并成功降低了大众理性，带来社会舆论的倒退。表现在新法推行10年后，出现了高压体制下的秩序井然和“斯德哥尔摩效应”（人质对劫持者的心理和感情依赖）。原来的反对派幡然悔悟，跑到商鞅面前作立场转变的政治表态——齐声赞扬新法。商鞅却并不承情，以“此皆乱化之民也”，把这些唱赞美诗的家伙统统流放到边陲服苦役去了。非议固然不可，赞同为什么也不行？商鞅意在表明，他要求的是无条件的服从，民众最好不要思考，最低不能发声。对法令品头论足，无论藏否都视同干扰秩序，实质上是剥夺了人民的发言权。从此“民莫敢议令”，全国上下一片噤声。不过，当时处理这些马屁精并没有什么法律依据，而采用了一种临时置刑的权宜办法。后期则形成了制度，《秦律》上明文规定：“诽朝灭族，谤政弃市”。明清“莫谈国事”的戒条，今天“不许妄议中央大政”的纪律，都属于此类。
据韩非说“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大概是商鞅以国君的名义，下令把境内的《诗》《书》等儒家经典统统收缴焚毁，严禁民间收藏和阅读。这无疑是毁灭文化资源的根本性措施。秦国的文化开发本来就严重滞后，现在则连仅存的一点微弱火苗也扑灭了。商鞅的清理范围其实很广，不止于诗书。他曾一口气列出了有害国家的十种文明，分别是诗、书、礼、乐、慈善、修养、仁爱、谦洁、善辩、聪慧。他说，有这些人和事存在，君主就无法让民众守土作战，敌人来了，国土就一定被割削，敌人不来，国家也一定会贫穷。没有这些人事大火草，敌人就不敢来犯，即使来了，也一定会被打退；如果发兵讨伐敌国，一定能取胜；如果休兵止战，就一定会富足（《商君书?农战》：《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文明礼貌歌，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夺命邮差取；按兵不伐，必富。）”。说白了，就是屏蔽法家之外的一切思想主张。只是因为儒家代表西周礼法，与它维护的旧制度一起成了“革命”的头号敌人。
商鞅文化专制还有一条措施，叫“禁游宦之民”。古时候除了书本上的知识，外出游学是增长见识的重要途经。何况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即使图书往往也是靠千里求学，师徒口耳相授流传下来的。所以这条禁令，等于封锁了知识交流与传播的渠道。除了阻止民间游学和谋取官职，还规定“国家的大臣和诸大夫们，对那些有关博学多闻，能言巧辩，周游居住外乡之类的事都不准去做；更不准到各县去居住游说，这样农民就没有地方能听到外界的消息和蛊惑人心的学说。那么有智慧的农民就没有办法脱离他们原来从事的农业，而那些愚笨的农民就会无知识，不喜欢学问。（《商君书?垦令》：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禁止游学游宦堵塞了士人官宦追求知识的通道，普通百姓更无从获取外部信息，秦国成了一片文化荒漠。这种政策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后来人们在街头巷尾窃窃私语几句，都要杀头——“偶语者弃市”。
商鞅终究不是简单的破坏分子，而是一位卓越的改革家。他设计了一套“壹赏—壹教—壹民”的人性改造程序，将反德反智的文化专制引向“强国”的建设性任务。就是从统一奖励对象（“壹赏”）开始，通过示范效应统一标准（“壹教”），最终得到统一类型的人民（“壹民”）。
商鞅主张所有的富贵只能来自于国家的赏赐，而获得奖赏的门路只有一条——就是“农战”，称之为“壹赏”。所谓“利禄官爵抟（专）出于兵魔法奇兵，无有异施也”，即所有的利益和官职都由当兵作战获得，不再给予其它人群。官员作为管理者的特点，决定了必须依据才能选拔，才能称职胜任。商鞅却反对这样做，说选拔官吏不能以智力和品德作为标准，而应该完全根据军功来任用。尤其不能以精通《诗》《书》、擅长学问加官晋爵。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以德行和才能授官，那么人们就会纷纷放下手中的农活，远远地避开战场，崇诗书而尚学问，这样就达不到重农战、贱学问、使人愚昧的目的。《商君书?赏刑》上特别提到，“所谓的诚实廉洁、精通礼制音乐、有道德修养、结成朋党、保举信誉、颠倒黑白的人，不能因为这个而富贵，不能因这个本事而评论法令刑罚，不能因为这个独自创立私人学说，并用私人学说向君主陈述自己的思想”。反之，兴兵作战时，凭武功授爵任官，必然获胜；休战务农时，凭贡献粮食授爵任官，国家必然富足（《商君书?去强》：“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这样就能统一教化（壹教），塑造出统一的人形工具“壹民”。
商鞅为秦国制定了单一的奖赏制度——“军功爵制”，规定根据军功大小授予爵位，任用官吏，将具备才能、品格或学问特长而没有战功的人，统统排斥在体制之外。具体说，战场上斩获敌人甲士一首赐爵一级，赏给田地一顷，宅地九亩，赐庶子一名。欲为官者，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三个四个……，以此类推。古代称脑袋为“首”，而秦国人从商鞅开始就管脑袋叫“级别”了，因为每一颗脑袋对应一级爵位。现在有行政级，技术级，“首级”就是“人头级”，听起来让人不寒而栗。总之，秦国需要的国民石林风景区，只要骨骼健硕性情凶猛，脑袋越空乏越好。
商鞅贻误了秦人的文化开发，但很好地保留和刺激了好战风气。据说一听到要发动战争，百姓都象饿狼嗅见了血腥一样兴奋。不过此后中国人的尚武特质恰恰很迅速很彻底地泯灭了，以至于满族人入关和日本军队打进内地，对中国人的驯服和任人宰割都大为惊讶。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宋明之后重文轻武带来的恶劣影响，说还是商鞅的作法好。其实这样想就错了，造成这种可悲后果的，一条很重要的原因，正是商鞅在继续提倡尚武的过程中，已经把它的性质从秦人强悍的民风，转换成了“弱民”的一个帖面，服从服务于国家专制的大方向。那种勇武，不再来自于独立人格下对利益和尊严的血性坚守，而来自于被奴役者对国家暴力和恶治的曲意屈从。大秦甲士已经抽空了桀骜不驯的精神，成为任人驱使的躯壳，在战场之外是不敢对政府说一个“不”字或发表一句议论的。所以，当离开战国的大环境，国家不再需要暴徒而需要顺民的时候，这种贪功好战风气自然就被与“弱民”要求更加一致的逆来顺受性格所取代，重文轻武不过是商鞅“壹教”政策的一个变种。当然，主子有令他还会一眼不眨地去杀戮，充当专制的凶恶鹰犬。却不能不习惯性地屈服于更强大的暴力，无论是内部暴政还是外来征服，一个民族的自尊和勇气就这样吹散了。
即使在当时，这种政策已经暴露出它的负面影响。本来在残酷的处罚机制下，秦军作风顽强，令对手闻风丧胆。而优渥的奖励政策不但增加了将士们克敌制胜的强烈欲望，也可能让战友之间为一颗人头争夺个你死我活变种外星人。甚至两名秦军本来协力追击一名敌兵，敌人跑掉了，或追不上了，其中一个就把另一个干掉，割下头颅当作“战绩”麦提莎。秦简《封诊式》上就载有两则“夺首”的“爰书”（司法文书），一则记载一名士兵用剑砍伤了战友，抢跑了他手中的“敌首”，去冒功邀赏。另一则记载一个公士与一个士兵共执一颗人头到官府评理，都说是自己斩获的。司法官员似乎很老道，也许类似的事件不止一两次吧吴培服，鉴定中发现人头情形有异，怎么看都不象是敌人的，倒象是大秦勇士的，因此怀疑是自己人被他们谋杀了。于是紧急通告各部队：如有失散和迟迟不归的军卒，速速派人前来辨认。这种专一奖励制度的极端，由此可见一斑了尚赫净水机。所以秦军上报的首级都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示三日，倒不是借鉴“民主评议”的好经验，而是防止自相残杀一类的意外发生。
总之，商鞅的文化政策与后来发生在红色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样，是一场毁灭文化的反文化行动，以支持其反智愚民的意图。这在当时维持了表面一致，收到了战争动员的顺畅效果健康元股吧。
但其实民间禁绝的这些文化资源，绝大部分在统治集团内部都得到了保留，形成了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内部资料”制度，一直延续至今。百家学说的图书在秦廷都有收藏，供君主和高官们学习批判之用。秦始皇统一全国那会儿，朝廷网罗了一大批儒家、阴阳家，以及其它各门派的饱学之士，号为“博士”以备顾问。那些求仙问药的方士们在被“坑”之前更是呼风唤雨，挣得盆满钵满。这并不是统治者不怕中毒或有什么抗病毒基因，而是留给自己的总是最好的，说明禁止文化传播和思想自由不是因为它们有害，而恰恰因为它们有益。商鞅的文化专制，为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提供了一个反面的注脚，要让百姓软弱无力，就剥夺他们的学习权利，使之陷入文化贫困，从而相对放大国家的控制能力，更方便更高效地奴役和驱使人民，甚至变受害者为帮凶，实现统治稳定和违背大众利益的国家目标。
【网阅提要2—2】
□愚民思想曾经为先秦的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所提倡，并非商鞅肇始和独创，如老子、庄子、管仲，以及李悝、吴起、申不害、慎到等。但商鞅的思想仍然有它的特殊性，成为中国愚民思潮演变的一个转折点。
根本区别在于治理结构上所处的位置，是否纳入了“弱民强国”的体系，它决定了“愚民”能否能成为加深国民对立关系的工具，是否具有为实现政治目标而实施和加强的必然性。
□老子的愚民思想是国家与民众同步的，以“小国寡民”为理想，与商鞅做大做强国家的追求（“大国寡民”）背道而驰。管子“农愚”的说法，针对特定人群，不具有普遍愚民的性质。
李悝、吴起、申不害等人也大致如此，只是对开启民智不热心，但并引申不出摧残整个社会文化的需要。
商鞅在国家逻辑的框架中，是把“愚民”工作放在国家与人民对立关系的大局中来对待的，一切大众智慧和文化资源都成了干扰和破坏强国的因素，必须予以整体打击卡卡跑丁车。所以才焚书禁学，窒息全社会的思想和舆论自由，而且需要随着系统的提升不断跟进。这是中国思想专制灭绝性特征的来源吧。
【商鞅愚民政策的特殊地位】
我们一般将思想专制归结为“愚民”政治，当然也包括商鞅在秦国推行的那一套作法，甚至当作一个制度开端。“愚民”思想并非商鞅所独有，也不是他的首创。但愚民和愚民也不一样，商鞅愚民思想仍然有它的特殊性。在本节写作中笔者对徐奇堂《试论商鞅的愚民思想》一文多有参考，在此谨表谢意。他的文章开篇有一个大历史视野的交待，现在录在下面作为讨论素材，对明确秦国的文化专制性质应该有所裨益：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与时代的政治形势相适应，这时在学术上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针对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各国的政治弊端，当时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就如何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等问题提出了许多主张和看法，“愚民”这一政治观点就是其中之一。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中，较早提出“愚民”观点的是老庄和管仲。老子曾公开倡言要用愚民政策来窒息人民的反抗思想和麻痹人民的斗志，他说“古之善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注：《道德经?六十五章》），他极力反对开发民智，要求从精神上、物质上杜绝一切能够激发民智和引起争端的措施。庄子则更是将老子的观点绝对化，他主张取消一切制度、规范和文化，认为只有“绝圣弃智”（注：《庄子?去箧》）社会才能安宁。管子也认为“君明、相信、五官肃、士廉、农愚、商工愿，则上下相体，而外内别也。”（注：《管子?君臣》）因此“昔者圣人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知和同以听令也。”（注：《管子?法禁》）他主张“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注：《管子?任法》）其后，许多学派特别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如李悝、吴起、申不害、慎到等人，都在各自的学说中或多或少地流露出愚民的主张。但我认为，在春秋战国诸子中，商鞅和韩非子的愚民主张是最明确、最有系统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最大的，而韩非子的愚民思想实际上是对商鞅愚民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发挥，因此商鞅的愚民思想在先秦诸子愚民思潮中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段文字，准确地指出了“商鞅的愚民思想在先秦诸子愚民思潮中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具有特殊的意义”拟态催眠。值得补充的是，牛牧童商鞅的愚民思想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意义”，除了他主张的明确和系统以外，还在于相对之前的愚民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正是这种质变使商鞅思想成为中国愚民思潮演变的一个转折点。
我们在考察历史的继承关系时，应该看到一种东西在不同系统内的不同作用。有时这种差别极其巨大，比如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四大发明”，在中国和西方的作用就大相径庭。在中国作为手工经验的用途尽人皆知，放烟花、测风水、印四书……在欧洲则是另一番景象，马克思评论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有时，这种差别甚至带来截然相反的结果，比如魏人之楚的“南辕北辙”与麦哲伦的环球旅行，形式上都是背离方向的疾驶，但一个意味着越来越远离目标，另一个却在逐步接近成功。商鞅的愚民政策与其他先秦思想家和法家也有类似的差别。
根本区别在于治理结构上所处的位置，是否纳入了“弱民强国”的体系，它决定了“愚民”能否能成为加深国民对立关系的工具，是否具有为实现政治目标而实施和加强的必然性。老子主张“守愚”，是看到了社会进步带来文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复杂化和利益纷争，他提出的办法是退回到昨天，使矛盾重归消解，具体说是回归到“小国寡民”的时代。在他的方案里，国家与民众的关系是一致的，人民没有智慧，统治者不用智术，整个社会都维持在一种浑沌状态，不仅要愚民而且要“愚君愚国”。所以才能衍生出庄子“绝圣弃智”，取消一切制度与文化的绝对“自由化”观点，其实属于古典无政府主义。而商鞅则相反，他恰恰是为了建立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做大做强国家才禁书禁学的，所以有人称之为“大国寡民”。老庄的思想有追求返璞归真的人文价值，但违背历史发展趋势，一般来说不大可能实现。如果统治者采纳了道家的主张，比如与之有血缘关系的“黄老”之学，出台的将是“无为”政策，造成的局面往往是民间很活跃，政府却要装傻。
管仲倒是十足的进取派，而且大权在握，具备实施个人意志的充分条件。但这位大政治家有他自己的富民逻辑，所以，在“君、相、官、士、农、商”的六类对象中，只提出了“农愚”的要求，不具有普遍愚民的性质。上古农业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农民不需要太多的社会知识，安心耕耘就可以胜任职责。这个思想是有点“反动”。有人根据上下文将其翻译成“农民质朴”，其实就算是“农民愚昧”的意思，也与商鞅的反文化政策有两大差别。一，不是制造普遍愚昧，不可能损毁社会文化，或阻碍文化发展。二，正因为不存在消除整个社会思想和学术自由的故意，对农民也只能作为最低要求，不可能有强制性的迫害措施。放在今天，顶多是不加大乡村的教育投入，而不会一边普及“主人翁”和爱国主义教育，一边跨省抓捕网上发贴的农民兄弟。当然，在“博学”与“听令”、“任智”与“任法”的摆布上，管仲要求不能以博学害听令，或以智害法，都是很正常的治理原则，不意味着要消灭博学和智慧。现在体制内的那些贪官，也不能因为他兼职客座教授或者写得一笔好书法就免刑吧。
商鞅的文化专制则大不相同了，呈现出结构性的差别韩成珠。其他人不过出于统治便利希望降低被统治者的智力，而商鞅在逻辑框架中，是把“愚民”工作放在国家与人民对立关系的大局中来对待的，“弱智”作为“弱民”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一切大众智慧和文化资源都成了“强国”事业的干扰或破坏因素，必须予以坚决铲除。所以才焚书禁学，窒息全社会的思想和舆论自由，而且需要随着系统的提升不断地跟进。这在老庄、管仲那里，以至前秦其它法家那里都是不可能的。李悝、吴起、申不害等人都曾经权倾一时，但他们在执政生涯中都没有大面积损毁学术和文化的作法。顶多是对开发民智不热心，不鼓励，但也决不会去抢走人家手里的书简，甚至把读书人关进监狱吃牢饭。韩非从商鞅那里继承的就不单单是愚民思想，而是“弱民”的体系了。而且从当时的历史形势判断，即使这位韩国公子不是全面地继承和发挥了商君主义，零星的愚民思想也终究会被秦国当局纳入到商鞅体系中来的，作用与管仲、申不害仍然不会一样。“弱民强国”的内在规定性使思想控制成为一种发展的必需，因而得到长久的坚持和持续的加强，制造了一场“政治正确”的全民心智灾难。之所以先秦其它愚民政策下依旧出现百家争鸣，西方中世纪教会精神束缚下仍然能萌发出新思想的幼芽，只有商鞅式专制经略了一个万马齐喑的死寂世界，这种特有的结构性构建，或许正是中国思想专制灭绝性特征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