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一郎

两个世界——诺贝尔奖演讲-闲书过眼

作者：V·S·奈保尔

今天对我来说非比寻常。我曾经举办过数次读书会，但从未发表过演说。有人邀请我发表演说时，我总是回答他们：我没什么可说的。事实的确如此。对于我这样五十年来舞文弄墨、情感丰富而又创意不断的人来说，没什么可以分享、没什么可说的是很奇怪的迸溅的意思。然而，我最有价值的一切都在我的书里。除此以外姚广孝擒龙，剩下的都尚未成形。我几乎没有察觉到它们，在我写下一本书时，它们就在笔端等候。顺利的时候，它们会在我写作时自然地涌现，我自己对此也深感惊讶。惊讶这一元素正是我写作时所追求的。这是我对自己所做事情进行判断的方式——而这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普鲁斯特曾经言辞犀利地指出作家作为作家和作为社会存在之间的差别。他的这些思想收录在他早年文章的合集《驳圣伯夫》里。
十九世纪的法国评论家圣伯夫认为，要了解一名作家，必须尽可能地了解这个外在的人、了解他生活中的细节。这一方法通过作家本身来阐释他的作品，充满了欺骗性。它看起来无懈可击，然而普鲁斯特言之凿凿地对此进行抨击。“圣伯夫的方法，”普鲁斯特写道，“忽略了只需一点点自我认知就能知道的：书是另一个自我的产物，有别于在日常习惯、社会生活，以及性格弱点中所彰显的自我。如果我们试图了解那个特定的自我，我们必须搜寻自己的内心，努力在内心深处重建自我，这样才有可能实现。”
我们阅读一位作家或者任何一个依靠灵感的人所写的传记时，都应该牢牢记住普鲁斯特这段话。生活的细节、古怪的性格以及友情等等都可以描述出来，然而写作的谜仍未解开。无论多么生动的文字都无助于解开这个谜。作家的传记——即便是自传——永远都带着这种不完整性。
普鲁斯特是一位乐于夸大其词的大师，我想继续引用《驳圣伯夫》中的片言只语。“事实上，”普鲁斯特写道，“这是心灵最深处自我的作品，独自写就，只为自己而写、却惠及众生。作家建立在个人生活之上的作品——例如对话，以及充其量只能被视为对话集出版物的客厅文章——是表面自我的作品，不是心灵最深处的自我，那个将整个世界、以及俗世中的‘我’抛在脑后才能发现的自我。”
普鲁斯特写下这些文章的时候，他尚未发现后来成就他文学巨著的主题。从我引用的他的语句里，你会发现他深信自己的直觉，并等待着幸运女神的垂青。我在其他场合也曾经引用过这些语句，因为它们阐释了我的写作之道。我一直信任自己的直觉。刚开始写作时如此，现在更是这样。我完全不知道书中的事情将如何发展、接下来又该写什么。我依赖自己的直觉寻找主题，并且凭直觉写下去。我开始落笔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一个模糊的轮廓；数年以后，我才能真正了解自己写了什么。
我在前面提过，我最有价值的一切都在我的书里。在此我将深入说明。我认为，我是我所有作品的总和。我的每本书都基于直觉的体验，小说则是凭借直觉写就，这些作品都源于过去的作品，又高于过去的作品。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既简单又复杂的背景。我出生在特立尼达，是位于委内瑞拉奥里诺科河河口的一个小岛。严格说来，特立尼达并不属于南美洲，也不属于加勒比海。它被开发成新大陆种植园殖民区，一九三二年我出生的时候，这里有四十万人口。其中，十五万是印度人，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几乎所有人都以农业为生、都来自于恒河平原。
这就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源自印度的迁徙大部分发生在一八八？年以后。当时是这样的：人们签了五年的合约，在这些种植园劳作。五年期满时，他们会获得一块五英亩大小的土地，或者会被送回印度。一九一七年，由于甘地和其他一些人物的反对，契约制度被取消太王四神记。因为这个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对于后来来到这里的许多人来说，分得土地或者遣送回国的诺言并未兑现。这些人无疑一贫如洗了。夜里，他们睡在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的大街上。在我的孩提时代，我曾经亲眼见过他们。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穷困潦倒——这是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的——他们也并未给我留下印象。这正是种植园殖民地的残酷性之一。

我出生在一个叫作“查瓜纳斯”的乡下小镇，距离帕里亚湾两三英里。查瓜纳斯的拼写和发音都很奇怪，当时这里的大部分居民是印度人，他们习惯用印度种姓“乔罕”来称呼这里。
三十四岁时，我弄明白了我出生地的名字。那时我居住在伦敦，已经在英国生活了十六年。我正在创作我的第九本书。那是一本关于特立尼达和当地居民历史的书，试图让那里的人们和他们的故事重见天日。那时，我常常去大英博物馆翻阅关于特立尼达的西班牙语文献。这些文献是从西班牙的档案中复原的，一八九？年为英国政府所复制，当时英国和委内瑞拉之间正发生一起严重的边境争议。这些文献始于一五三？年，直至西班牙帝国没落鳄鱼肉的做法。
那段时间，我正在阅读着对黄金国的愚昧追寻、以及英国勇士沃尔特·雷利爵士的凶残入侵。一五九五年vsd1s，他袭击了特立尼达，杀光了他能杀害的所有西班牙人，并溯奥里尼科河而上寻找黄金国。他一无所获，但回到英国时却声称他找到了黄金国。他展示了一块黄金和一些沙子。他说，他在奥里尼科河岸边的悬崖上挖出了金子。英国皇家铸币局称，他委托他们化验的沙子毫无价值，还有人说那块金子是他事先从北非买来的。他后来出版了一本书证明他的发现。然而四个多世纪以来，人们都对雷利爵士的发现深信不疑。他的书艰深晦涩，它的奇妙之处在于它那其长无比的标题：《发现辽阔、富饶、美丽的圭亚那帝国、以及伟大的黄金城马诺阿（西班牙人称为埃尔多拉多）和河流毗邻的艾美利亚、阿罗马尼亚、阿玛帕亚及其他国家的省份》。听起来多么真实。事实上他从未到过真正的奥里尼科河主河道。
和其他一些招摇撞骗者一样，雷利因为他自己的幻想而被捕。二十一年后，风烛残年的他被伦敦监狱释放、去圭亚那寻找他声称找到过的金矿。他的儿子死于这趟自欺欺人的探险之旅。为了自己的名誉、为了自己的谎言，这位父亲亲手将儿子送上了死亡之旅。满心悲痛的他再也没有活下去的理由，回到伦敦等待刑罚。故事本应到此结束。然而西班牙人的记忆更为漫长——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皇家通讯十分迟滞。从特立尼达寄出一封信到最终到达西班牙往往需要两年之久。八年以后，特立尼达和圭亚那的西班牙人仍在与湾区的印度人争执不休。一天，我在大英博物馆读到了一封西班牙国王致特立尼达总督的信，写于一六二五年十月十二日。
“我要求你，”国王写道，“告诉我一个叫作‘查瓜纳斯’的印度国家的情况，你曾说那里人口过千、人心不古，当他们占领这个小镇时，印度人居然领导着英国人。这一罪行迄今为止尚未受到惩罚，因为尚没有惩罚这一罪行的力量、印度人也不承认他们自我意志以外的任何统治。你已决定给他们相应的惩罚。遵循我给你的指示，让我知道结果如何。”
我并不知道这位总督后来做了什么。在大英博物馆的资料里，我再也没找到其他关于查瓜纳斯的内容。在塞维利亚浩如烟海的西班牙档案馆里，或许还有其他关于查瓜纳斯的文档，英国政府学者或者没看到、或者认为并不值得复制。事实上，曾经居住在帕里亚湾两岸的人口过千的小小部落后来彻底消失了，查瓜纳斯或乔罕镇上的居民对他们一无所知。在博物馆里时我意识到加兰特反射，我是一六二五年以来第一个西班牙国王的信对之有真实意义的人。这封信于一八九六年或一八九七年被从故纸堆里发掘了出来。它曾经消失过，随后是几个世纪的沉默。
我们居住在查瓜纳斯的土地上。我那时刚刚开始上学；上学时，每天早晨我离开祖父的家，经过两三家主街道上的零售店、经过中国人的店、经过银禧剧院，以及气味刺鼻的葡萄牙人小作坊——他们生产廉价的长条形蓝色肥皂和黄色肥皂变鬼3.2，早晨放在外面晒干固化，每天我都得经过这些貌似将永远存在的地方，一直到查瓜纳斯政府学校。学校外面是成片的甘蔗和土地，一直延伸向帕里亚湾。那些被剥夺了一切的人们本来可以拥有他们自己的农业、历法、规则和圣地。他们本来可以知道奥里尼科河流向帕里亚湾里的河流。而现在，他们所有的技术和一切都消失不见了。
世界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地球上的人们可能都曾经被剥夺过一些东西。我猜想，一九六七年我对我出生地的发现感到震惊，是因为此前我对此一无所知。而那正是在农业殖民地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方式，十分盲目。当局并没有阴谋策划让我们始终处于无知当中，更直接的原因是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些。关于查瓜纳斯的一切从未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也很难被再现。他们只是一个小小的部落，是当地的土著。我们知道这些生活在被称为“B.G.”（英属圭亚那）大陆上的人们，他们某种程度上是个笑话。我想，特立尼达所有种族的人都知道那些声音宏大而又举止奇怪的人，视他们为“沃伦胡”。我曾经以为这个词是生造出来的，意味着“野蛮原始”。直到我四十多岁开始在委内瑞拉内部旅游的时候，我才明白那个词是当地比较大的一个部落名。
在我的孩提时代，曾经有过一个模糊的故事——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这个故事十分感人——曾经，土著们乘着独木舟从大陆来到这里，他们穿过岛南部的树林，在一些地方捡起了一些水果、并进行了某种祭祀活动，随后他们横跨帕里亚湾，回到了奥里尼科河湿漉漉的河口。这一仪式必定曾经十分重要，因此能够经历四百年的沧海桑田而幸存下来，也没有因为特立尼达土著的灭绝而中断。或许麻吉宝，特立尼达和委内瑞拉拥有相同的植物群，他们来这里仅仅为了采摘某种水果。我并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也不记得有任何人曾经对此提出疑问。现在，这些记忆已经全部消失，那些曾经的圣地即使依然存在，也已经沦为一块寻常的土地骷髅党。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想这是一般大众的态度。我们这些印度来的移民对这座岛有着同样的心情。我们按部就班地生活，尚未能进行自我评价，而自我评价正是学习的开始。生活在查瓜纳斯的一半印度人都在伪装着——或者不是伪装，只是在感觉，是尚未形成的想法，装作我们带来了印度的一部分，它能随时散开在我们周围，就像将一块地毯铺开在平地上一样。
祖母在查瓜纳斯的旧宅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由砖瓦和灰浆建成，漆成了白色。这类似于一种印度式的房子，二楼有一个大大的阳台，围着栏杆；三楼则设有一间祈祷室。它的装饰美轮美奂，柱子上雕刻着莲花，还立着印度教诸神的雕塑，由一群工人依据对印度的记忆完成。在特立尼达，这栋宅子堪称是建筑的异类。旧宅的后半部分是一栋法属加勒比式的木质建筑，两栋建筑之间由一间楼上的房间相连。整个旧宅的大门开在侧面，位于两栋建筑之间，是一扇镶在木门框里的瓦楞铁大门。这扇大门严密地保护了我们的隐私。
因此，在孩提时代，我已经感觉到了两个世界：高大的瓦楞铁大门外面的世界，以及家里的世界——或者说，祖母家里的世界。这是种姓制度的一种残余，排斥并隔绝外面的一切。作为特立尼达的新移民，我们是弱势群体，排外意识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它使我们能够暂时按我们自己的方式生活，按照我们自己的规则活在日益没落的印度——不过只能是暂时如此。这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自我中心。我们搜寻自己的内心，过着自己的生活；外面的世界一团黑暗，我们对它毫不关心。
祖母家的隔壁是一家穆斯林商店，祖母家商店的小小凉廊一直延伸到他家的墙边。这位穆斯林名叫米安，除此以外我们对他和他的家人一无所知。我猜我们一定见过他，但脑海中已经全然没有印象。我们不了解穆斯林。这种陌生感和排斥感甚至延伸到其他印度教居民身上。例如，我们中午吃米饭，晚上吃面食。也有些特立独行的人则相反，晚上吃米饭。我将这些人视为外人。请你想象一下，我彼时还不到七岁，因为我七岁时，在祖母查瓜纳斯家中的生活便到了尽头。我们搬去了首府，后来搬去了首府西北部的山区。
然而这种隔绝的生活所带来的思维习惯维持了很长时间。如果没有父亲写的小故事，我可能永远也不知道我们印度人的普通生活。这些故事不仅让我长了见识，还给了我某种安定感。它们让我有了立足于这个世界上的精神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故事，真不敢想象我的内心世界会是怎样。
外面的世界一团黑暗，我们对此毫不关心。那时我已经开始对印度史诗有基本的概念，其中尤以《罗摩衍那》为首。在我们整个大家庭里，比我小五岁左右的孩子已经没有我的运气。没有人教我们印地语。偶尔有人写下音节让我们学习，然而仅此而已；剩下的我们得自学。因此，当英语入侵的时候，我们失去了自己的母语。祖母的家里充满了宗教气息，家里不时举办各种宗教仪式和阅读会，其中一些持续数日。然而没有人为不懂印地语的我们解释或者翻译，因此我们祖先的信仰逐渐失落，变得十分神秘，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完全无关。
我们对于家人留在身后的印度和家庭毫不关心。当我们的思维方式发生改变、想要去了解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迟。我完全不了解父亲这边的族人，只知道他们当中有些人来自于尼泊尔。两年前，一位和善的尼泊尔人喜欢我的名字，他寄给我一八七二年英国出版的印度姓名字典《贝拿勒斯的印地种姓制度和部落》中复印的一些页，在无数个姓名中，列出了在圣城贝拿勒斯居住的、姓氏为“奈保尔”的尼泊尔人群体。我所知道的仅限于此。
在祖母的旧宅里，我们中午吃米饭、晚上吃面食；在祖母的旧宅之外，在这个只有四十万人口的小岛上，外面是一片茫然的未知。这里非洲人和非洲裔的人们占大多数。他们担任着警察和教师，其中一位是我在查瓜纳斯政府学校的第一位老师；多年来，我一直怀着敬意深深地思念她。这里是首府，很快我们都将为了求学和工作来这里，在一群陌生人中永远地定居下来。这里有白色人种，并不都是英国人；还有葡萄牙人和中国人，和我们一样，他们也曾经是移民。比这一切更神秘的是西班牙混血，他们的脸上带着西班牙时代温暖的棕色的面孔，那时特立尼达尚未从委内瑞拉和西班牙帝国分开——这一历史完全超出了我儿时的理解能力。
为了让你了解我的背景，我必须用上长大后很久我才获得的知识和想法，它们主要来源于我的写作。作为一名孩子，我几乎一无所知，只了解我在祖母旧宅中了解的一切。我想，所有的孩子来到这世界上时都是这样的，不知道他们自己是谁。然而，对于法国孩子来说，知识正在等待着他们。知识充斥在他们周围，在长辈们的对话里，在报纸上或者电台里，知识无处不在。学校里，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留下作品，编写成学校课本，这将会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法国、什么是法语。
在特立尼达，即使对于我这样聪慧的孩子来说岳池征婚，我的周围也是一团黑暗。学校教育并未能对我进行启蒙，我仅仅死记硬背了很多事实和公式。一切都需要用心学习，一切都很抽象。我并不认为有人策划或阴谋设计了我们的道路，我们所得到的只是标准的学校教育。换一个环境，或许这会有意义。至少部分失败归咎于我自己。由于我有限的社会背景林津伊，我很难想象不同于我们的或者遥远的社会。我热爱书本，却很难读懂它们。我学得最好的是安徒生童话和伊索寓言，这些故事不受时空的限制，也没有任何排斥性。直到中学最后一年——读六年级时，我才开始喜欢上一些文学作品，例如莫里哀的作品，还有《西哈诺·德·贝热拉克》，我猜那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带有童话色彩。

我成为一名作家以后，孩提时代围绕着我的那片黑暗成了我写作的主题：那片土地、那些土著、新大陆、殖民地、历史、印度、我觉得与自己有关的穆斯林世界、非洲、以及我在此写作的英格兰。这正是为什么我说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源于过去的作品、我是我所有作品的总和。这正是为什么我说，作为我写作的源泉和动力，我的背景既简单又复杂。查瓜纳斯那样的乡下小镇十分简单，但对于一名作家的我来说，这一切多么复杂，对此，我想你会理解的。特别是在创作之初，我所接触的文学模型——那些只能被称作错误的学习中接触到的模型——所关注的是完全不同的社区时。或许你会觉得，我的写作素材如此丰富荷花资料，动笔并写下去完全没有任何困难。然而，上文所述我的背景是后来我在写作中发现的。请相信，我写作的模式仅在前两个月时才变得渐渐清晰。有人为我朗读了我过去作品中的部分段落，我发现了其中的一些关联。直到那时，我最大的困难在于向人们描述我的写作，告诉大家我做了什么。
我曾经说过我是一位直觉型的作家。事实曾经如此，即使到了今天——在我接近自己写作生涯终点的时候，也仍然如此。我从来都没有计划，从不依循陈规，完全凭直觉进行创作。每次，我的目标都是写一本书，创作一本浅显易懂而又有趣的书。在每个阶段，我都只能依据自己的知识、感受力、才能和世界观进行创作，随着我一本本书的面世，它们自身也随之发展。我必须进行这些创作，因为世界上并没有关于这些主题的作品供我阅读。为了我自己，我必须理清自己的世界，并进行解释。
我必须去大英博物馆和其他一些图书馆查阅历史文献，以了解真实的殖民地历史。我必须亲自前往印度，因为没有人能够告诉我，我的祖父母所来自的印度是什么样子。我看了尼赫鲁和甘地的作品；奇怪的是，正是有南非经历的甘地给了我更多的知识，然而这仍然不够。还有吉卜林，还有印度裔英籍作家约翰·马斯特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经风靡一时，当时他宣布了一项宏伟的计划，要写三十五部相互关联的英属印度小说，后来放弃），以及女性作家的爱情小说。当时不多的几位印度作家都是中产阶级，居住在城镇里，他们并不知道我们身后的那个印度。
在对印度的需求得到满足后，别的需求开始浮现，例如非洲、南美洲和穆斯林世界。我的目标始终是填补我自己的世界地图，而宗旨始终源于我的孩提时代：让我更安心地面对自我。曾有好心人邀请我去德国或者中国旅行，并写一写这些国家。然而这些地方已经有很多很好的作品；我乐于依赖这些已经面世的作品。这些题材是留给其他作家的，不是从孩提时代我就能感受到的那片黑暗。因此，随着我作品的发展，我的叙述技巧、知识和感受力一直在进步，我的作品也呈现出统一性，拥有同样的焦点，尽管我表面上好像在涉足不同的领域。
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并没有看清前面的路。我只是希望能完成一本书。我尝试在英格兰写作，大学毕业以后我一直生活在那里，看起来我的经验十分单薄，并不能据此完成一部作品。在任何书中，我都找不到与我的背景类似的主题。如果希望从事写作事业，年轻的法国人或者英国人可以找到很多榜样，并以此设计自己的路线。我一无所有。父亲关于印度人群体的故事只属于过去。我的世界迥然不同，更为都市化，更加复杂。我的整个大家庭生活繁杂无比，光卧室的数量、吃饭的次数、以及家人的数目就已经十分复杂，难以应付。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解释，不仅是我的家庭生活、也包括外面的世界。同时，我们自身的一切有很多我也并不知道，例如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历史。
终于，有一天我意识到，我可以从我们从查瓜纳斯搬到西班牙港时的街道开始写起。那里没有瓦楞铁门将世界挡在外面，街道的一切展现在我面前。对我来说，站在阳台上观察这一切是一种莫大的快乐。我的创作从街道上的芸芸众生开始。我希望我能一蹴而就，何雨婷避免过多的自我拷问，因此我简化了一切。我简化了儿童讲述者的背景，忽略了街道上种族和社会复杂性。我什么都不解释，简单到底。我仅仅按照街道上人们本来的面目来描写他们，每天写一个故事。开始的故事都很简短，我担心我的素材是否能写得足够长。那时写作本身开始呈现它的魔力。这些素材开始从多个角度呈现自己。故事变得越来越长，已经无法在一天内写完。到了某个阶段，灵感开始变得触手可及，那时灵感开始带着我前行，直至终点。那时，那本书已经完成，我在自己的心中成了一名作家。
作家和素材之间的距离随着后来的两本书变得越来越远，而我的视界却变得更为宽广。随后，直觉促使我完成了一本关于我的家庭生活的大书。在这本书里，我的写作抱负开始膨胀。然而当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写完了我所有的小岛素材。无论我如何深思熟虑，也无法写出更多的小说。
这之后，一次事故拯救了我。我成了一名旅行者，去过加勒比海地区，了解了很多我曾经置身其中的殖民地文化。我去印度住了一年，那里是我祖先的故土；那次旅行将我的生命一分为二。关于这两次旅行的书令我到达新的情感领域，赋予我此前从未有过的世界观，而我的写作技巧也得以提高。当时，我已经能够将英国和加勒比海写进我的小说里，那对我来说曾经很难。我也能够写小岛上其他种族群体，而那是之前的我根本做不到的。
新小说的主题是殖民地的耻辱和梦想，是一本关于弱势群体如何自欺欺人的书，因为谎言是他们唯一所拥有的。书名叫作《模仿者》，但却与模仿无关。书中殖民地的居民模仿着男子的气概，他们逐渐不再信任自己的一切。前些日子，有人给我读了这本书的一些章节——我已经三十多年没有读过它了——我突然意识到我写的是殖民地精神分裂症，但我此前从来没往这个方向想过。我从未用抽象的词汇来形容我的写作动机。如果总结成抽象的词汇，我永远也无法完成这部作品。这本书完全依据直觉完成，全部出自于密切的观察。
我回顾了我写作早期的作品，目的在于显示十年时间里我的出生地在我作品中的蜕变：从街头生活喜剧到普遍精神分裂症的研究。曾经简单的一切开始变得复杂。
小说与旅行文学这两种文学样式给了我观察的方式；而你也将明白，对于我来说，所有的文学样式都同样重要。写完第一本关于印度的书后，时隔二十六年，我开始创作第三本关于印度的书，那时，我意识到对于一本游记而言，最重要的是与作家同行的人。这些同行者必须定义他们自己。一个十分简单的想法，却需要一本新的形式的书来完成；这需要一种新的旅行方式。这正是我后来第二次走进穆斯林世界的旅行方式。
我曾经只为直觉所驱使。无论在文学角度还是政治角度，我都毫无体系可言。我没有主导性的政治理念。或许这是因为我的家族。今年去世的印度作家纳拉扬没有政治信仰。我的父亲曾经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写作他自己的故事，没有报酬，也没有政治信仰。或许这是因为多年以来我们始终远离权贵，这使我们获得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在我眼里，我们更易于看到世界的幽默与遗憾之处。
大概三十年前，我前往阿根廷。当时阿根廷正处于游击战争的漩涡之中。人们等待着老独裁者贝隆从流放中归来。整个国家充满了仇恨。贝隆主义者等待着重算旧账。一位贝隆主义者这样对我说：“既有正义的折磨，也有邪恶的折磨。”所谓正义的折磨是指你对人民的敌人所做的，而邪恶的折磨是指人民的敌人对你所做的。敌对方的人也在说着同样的话。其中并无真正的辩论，仅仅是人们的热情和从欧洲学来的政治术语。我写道：“当术语将鲜活的问题变得抽象，当术语陷入口舌之争，人们毫无目标可言。他们只剩下敌人。”
阿根廷的激情仍在熊熊燃烧，没有缘由，却不停地剥夺生命。至今，仍然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
我的写作生涯已经接近尾声。对于我所做过的一切，对于曾经尽可能有创意地推动自己，我感到十分满意。因为我直觉的写作方式，以及我的写作素材令人迷惑的本质，每本书都像是一种恩赐。每本书都令我惊讶，直到我落笔的那一刻，我从不知道我会写些什么。然而对我来说，最伟大的奇迹在于动笔开始写。我总是觉得，我或许还没开始就已经失败，这种焦虑感至今依然十分真实。
在结束之际，我将继续引用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中的精彩短文。“如果我们有写作的才能，我们所能写下的美丽的事物，”普鲁斯特写道，“正在我们的内心里，模糊不清，就像我们喜欢的一小段旋律，即使我们无法记住全部的曲调。那些着迷于他们从不知道的模糊的真实记忆的人都是天才……他们的能力就像一种记忆，能够帮助他们最终靠近这些模糊的音乐，听清楚它的旋律，并最终记录下来……”
普鲁斯特说过，写作的关键在于才能。而我认为，写作需要运气，以及艰辛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