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谍战六十年，空谷幽魂逾三千-云台说史韦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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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至今，台海两岸之间的谍战从未停止。60多年来，双方各显神通，从策反到暗杀，从打入对方内部到破坏对方情报网络谢娜电视剧，不时曝出惊人大案，但双方都损失了大批情报人员，付出沉重代价。目前，两岸关系虽然较为缓和，但依旧处于分治与对峙状态，看不见硝烟的谍战依然打得难解难分。本文原题为《两岸谍战六十年》。
1950年6月10日明华堂，潜伏台湾的中共党员（右起）聂曦、吴石、朱谌之、陈宝仓被判死刑
台北草山行馆，1949年7月中旬的一天，蒋介石在官邸内大发雷霆。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台湾保安副司令彭孟缉、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季源溥等台湾军警宪特最高负责人，被骂得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原来，就在年初彭孟缉刚向蒋介石保证山止川行，共产党在台湾的活动不会成气候，共产党的宣传刊物《光明报》就出现在陈诚的官邸。这证明共产党在台的秘密活动极为活跃。
中共台湾工委覆灭
威权政体之下，领导人的意志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政机构的办事效率，蒋总统发怒了，军警宪特自然卖力。然而彭孟缉调查了一个月毫无结果，蒋介石只得又将该案交给保密局。曾经辉煌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自改称“国防部保密局”迁居台湾后，与绝大多数迁台机关一样面临经费短缺、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窘况，账上仅余800元经费，亟在蒋介石面前立功以稳固地位、争取经费。毛人凤越过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点名由行动处下属侦防组上校组长谷正文负责调查。
实际上，1920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就有共产党活动，彼时台湾共产党由日本共产党领导，后被日本摧毁。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共决定在台湾建立党组织，任命曾为台共党员、参加过长征的蔡孝乾为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1946年4月，台湾省工委委员兼武装部长张志忠率首批干部从上海进入台湾，7月蔡孝乾进入台湾，联合台共党员谢雪红等人建立中共台湾工委。1949年春，“在一切为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总口号下，台湾工委转入战时体制，积极行动，发展壮大组织，并在台北创办《光明报》；同时考虑到台湾地域狭小，中共并未要求台湾工委开展武装斗争。
谷正文在回忆录《白色恐怖秘密档案》（1995年，读家文化）中披露，接手案件后，侦防组很快就从《光明报》的印刷、字体中看出端倪，将目标锁定在台北周边的高校，并抓获了4名持有报纸的台湾大学法学院学生。老练的谷正文连蒙带吓，让这些经验不足的学生当天即供出报纸来源。第三天又顺藤摸瓜，逮捕了基隆中学校长、中共台湾省基隆市工作委员会书记钟浩东，捣毁了《光明报》印刷点，进而抓获了罗卓才、张奕明等43人，彻底摧毁了中共基隆工委。钟浩东等7人以叛乱罪被处死，史称“基隆工作委员会案”。保密局3天破案，令蒋介石龙颜大悦，当即批复给予30万经费。
钟浩东在审讯中，偶然提及“老郑怎么样”，引起了谷正文的注意，长期从事谍报工作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一条大鱼，很可能是省级领导第二信使。正在此时，保密局高雄站诱捕了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高雄工委书记陈泽民，在陈泽民随身的记事簿上再次出现了老郑的化名。这更令谷正文确信，老郑一定是台共组织中数一数二的角色。经严刑拷打，陈泽民供出了“老郑”位于台北市泉州街26号的住处。心中窃喜的谷正文立刻前往却扑了个空。蹲守一个半月后，终于在1950年1月1日深夜等来了老郑——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一并被起获的还有蔡孝乾的笔记本。由于陈泽民并未供出蔡孝乾的真实身份，谷正文知道他是一条大鱼却得不到证实，只能好吃好喝关着，不过蔡孝乾在被关押期间贪图享乐为他的叛变埋下了伏笔。不久，蔡孝乾借口外出指认“同僚”逃脱。
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喜欢记笔记，不是什么好习惯。陈泽民的记事簿里有老郑，这只是一个化名；蔡孝乾的记事簿上有吴次长，这却是一个要命的真名，全台湾只有一个吴次长——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经蒋介石亲自批准，吴石及其妻子王碧奎被捕。蔡孝乾逃脱时曾向所能联系到的人发出撤离令，作为吴石的联络人、1949年潜伏台湾的中共党员朱谌之也收到了撤离令，他带着由吴石亲自签署的特别通行证，并携带大量情报，飞往尚在国民党控制下的舟山群岛，伺机前往上海。吴石被捕后，朱谌之行踪很快就暴露了，毛人凤亲自电令保密局舟山站长沈之岳逮捕朱谌之，朱吞金自杀未果后被押回台湾，吴石的罪名被坐实。国民政府组成以陆军上将蒋鼎文为审判长的特别军事法庭审理此案，吴石、朱谌之、联勤总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陈宝仓，以及吴石的副官聂曦，参谋王正均、林志森等6人被判处死刑。行刑时，蒋介石为防止下属“狸猫换太子”，特派《中央日报》记者全程拍照监督，验明正身抢鲜网，事后将照片上交查看。
通过研究蔡孝乾的笔记，并综合其他情报，保密局又在台北逮捕了担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武装部长的张志忠及其妻子季澐，并获悉蔡孝乾在嘉义县农村的住所。1950年1月，当保密局的特务出现在头戴草帽，身穿西装、皮鞋的蔡孝乾面前时，蔡孝乾变节。接着，中共台湾省工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洪幼樵也在基隆前往香港的船上被捕。由于蔡孝乾的变节，整个中共台湾地下组织被“连根拔起”，1800多人被捕入狱，不肯屈服即被肉体消灭，由张志忠一手建立的竹子坑、鹿窟等武装基地也被剿灭。张志忠本人因蒋经国多次劝降无效，于1954年被枪杀。1998年，与其妻季澐一齐被中共追认为烈士。
1950年7月17日，台湾国民党宪兵给临刑前的中共地下党员刘晋钰（左）与严惠先喂酒
这是台湾镇压“赤共”的极端时期，因为反中共渗透的政治高压需要，许多人因“通匪”被处死或入狱。而蔡孝乾、陈泽民、洪幼樵三人在变节后加入保密局。特别是蔡孝乾，后任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1956年任职于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后升任该室少将军衔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他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在1970年前已被翻译成数国文字。因为参加过红军长征，1968年以后，他以“江西苏区回忆”和“红军西窜回忆”为主题，撰写了24篇文章，连载于台湾《中共研究》杂志，1970年汇编成册，命名为《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分别在台湾、香港发行。1982年10月，蔡孝乾病逝于台北。
暗杀周恩来
朝鲜战争爆发后，大陆军事斗争重点从台湾海峡向朝鲜半岛转移，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让撤退到台湾不久的蒋介石政权获得喘息机会，台海两岸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对峙时期，互派谍报人员渗透的谍战大戏时常上演，最有名的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1955年，为拓展国际空间，中共决定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由于当时大陆没有远航飞机，只能从友邦印度航空公司租用C-69型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经香港启德机场飞往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双方商定，4月11日上午“克什米尔公主”号作为正常航班自印度孟买飞赴香港，下午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飞往雅加达。为了保密，中共决定临行前才由新华社公布代表团名单，但名单仍然被保密局广州潜伏人员获取。
消息传回台湾，毛人凤认为这是“制裁周恩来”的天赐良机，制定了代号为“一号”的暗杀计划，经蒋介石首肯，由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主持，保密局香港站赵斌成、金建夫直接执行。他们计划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经停启德机场时，在机上安放定时炸弹，炸死周恩来等人。
1955年3月27日，化名吴先生的金建夫通过线人周钻如，搭上了在启德机场做保洁工作的周驹。经过几天的试探后如新tr90 ，金建夫直接向周驹摊牌，问其有没有胆量干一件大事，“担任破坏一架共产党飞机的任务”，并承诺60万港币的天价奖金、协助逃往台湾。最初，周驹推说风险太大，不敢做本·威士肖，后在金建夫的攻势下答应了。与此同时，保密局也通过往来港台两地的四川号轮船上一个叫张祖顺的海员，将美制定时炸弹运到香港。经过训练，周驹熟练掌握了炸弹使用方法。保密局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周恩来前来。
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4月初，缅甸总统吴努邀请周恩来出席亚非会议前访问缅甸，与埃及总统纳赛尔、印度总理尼赫鲁、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共商亚非会议的有关事宜。由此，周恩来改变了行程，从缅甸直飞印度尼西亚，8位工作人员及3位外国人由香港飞雅加达，保密局暗杀周恩来的计划落空了。获知这一消息，保密局有人主张等周恩来返回时动手，有人主张计划不变，最终第二种意见占了上风。在保密局看来，炸毁飞机造成人员伤亡对中共同样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于自己则是一件轰动世界的“露脸”的事。
国共双方的情报战，长期以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保密局能够得到周恩来出访的准确消息，中共自然也能探出暗杀计划的蛛丝马迹。3月中下旬，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汇报了保密局可能有暗杀计划，周恩来要求中共主管情报工作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尽快查明详情。
4月9日，陈启杰详细的情报送到周恩来案头——保密局将向代表团乘坐的飞机下手，并准备了定时炸弹。周恩来立刻令外交部通知新华社香港分社，要求他们向港英当局交涉；外交部也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John Mansfield Addis）；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还将情况通知了印度航空公司香港办事处。
港英政府收到中共通报的情报后，或有意或无意忽略了，并未加强机场的保卫。当11日上午“克什米尔公主”号从孟买飞抵香港时，机场仅有一名武装警察在外围巡视，值班帮办直到飞机起飞才回到机场。周驹将定时炸弹用鸡皮纸包好，藏在水桶带进机场，安放在了飞机引擎部位。11日下午18时30分，“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印度尼西亚纳土纳群岛附近18800英尺高空爆炸，机身坠入海中，机上人员除3名机组人员外，全部遇难，包括黄作梅在内的8名中国代表团成员及3名外国人共16人遇难。
事件发生后，中共立刻向英国政府提出交涉，历数向英方通报的关于保密局阴谋破坏飞机的情报，要求英方对爆炸事件负责，同时派遣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熊向晖前往香港协助调查、驻印度大使馆参赞申健前往新加坡善后。经熊向晖之手，中共又向英国驻华代办高威廉提交了《向香港当局提供的第一份情报》，详细介绍了保密局制造空难事故的过程。英国当局大为震惊，此事涉及国家脸面，于是对国民党在港情报机构下手，捣毁了十余个情报据点；根据中方提供的名单，逮捕了参与暗杀计划的44人。
1955年9月2日，英国向中国提交了《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破坏案警察调查综合报告》。1956年1月16日，英国驻华代办处照会中国外交部称万振涛，港英政府已将逮捕的31人驱逐出境，送往台湾。6月24日，英国驻华代办处再次照会中国外交部，称由于证据不足，港英政府已将其余13人驱逐出境。至此，因“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被捕的44名保密局间谍嫌疑人全部获释。而在“克什米尔公主”号安放定时炸弹的直接凶手周驹，早已藏在陈纳德中国民用航空公司一架飞机的行李舱中偷渡到了台湾。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
2014年，“香港第一谍案”主角曾昭科去世后，内地与香港媒体均有报导称，正是时任香港助理警司的曾昭科向中共通风报信，才令周恩来避过暗杀，又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
被李登辉出卖的刘连昆
1978年，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打开了封闭的国门。台湾曾经的国防部保密局陈蓓琪，早已大变，改名为军事情报局，由直属国防部降格为隶属于国防部参谋本部，对外称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没有了往日的地位幽灵箭毒蛙，不变的，仍然是对大陆的渗透与谍战。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包括军队在内全民经商，为军情局的渗透提供了便利条件。台湾派往大陆的情报人员，再也不用偷渡或者空降，摇身一变化为台商，以投资之名光明正大地进入大陆，开设公司搜集情报、策反及发展情报人员。中共建政后第一大情报案由此发端。
张志鹏，1921年出生于吉林，1949年迁往台湾，后移居香港经商。大陆改革开放后，又前往大陆开办公司，其间与中共军方有过合作，与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军械工厂管理局局长、陆军大校邵正宗相识。1990年前后，对仕途心灰意冷的邵正宗希望移民国外，向张志鹏寻求帮助。此时，台湾新任军情局长殷宗文提出“进入大陆、建立据点”的情报战略，与解放军有关系的张志鹏，也恰好进入了军情局视野，被发展为谍报人员。
邵正宗的想法与殷宗文对张志鹏的期望完美契合。军情局派遣高级特工、后来官至军情局中将副局长的翁衍庆，在香港与邵正宗会面，劝说邵放弃立刻移民国外的打算，留在大陆为军情局工作，承诺将来帮助他离开大陆，同时按照国军上校官阶每月发给邵薪资2500美元，另视情报的价值再给予奖金。邵正宗被军情局策反，化名宗正邵，多项大陆重要对台情报经邵之手出现在殷宗文的办公桌上和李登辉的案头。
1992年1月，邵正宗达到服役年限退役李宗瑶，要求军情局兑现承诺，帮助他移民国外。军情局同意兑现承诺，但要求邵发展继任者，即邵的上级、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昆。对于刘连昆这样一位少将官阶的高级军官，台湾极为重视，参谋总长刘和谦拍板，殷宗文亲自主持，这项行动被命名为“少康项目”，邵正宗代号“少康一号”，刘连昆代号“少康二号”，张志鹏为“项目”交通员。台湾军情局派遣专司策反的六处上校副处长庞大为化名王树元，伪装成台商前往广州与刘连昆会面，为显示对等，还特批庞大为国军少将身份。2010年，庞大为以笔名庞家均在香港出版《台湾军情局高官回忆录——情报札记》，使“少康项目”等众多军情局内幕曝光。
根据庞大为的回忆，1992年11月25日，庞大为、张志鹏等3人乘坐中国南方航空公司302航班从香港飞抵广州。同日，邵正宗从南京抵达广州，与庞大为接触，当天晚上，邵正宗用公用电话向刘连昆通报了会面的情况兰迪少儿英语。由于乘飞机需要向上级请假，易被人注意，刘连昆于27日乘火车抵达广州。同日上午10时，庞大为与刘连昆在广州越秀公园会面。
初次会面，刘连昆即向庞大为提供了15份重要情报作为投名状，其中12份为中共中央军委内部机密文件。庞大为极为满意，代表军情局赠送刘连昆20000美元及两瓶洋酒作为见面礼，同时承诺军情局将比照国军少将每月发给刘连昆薪资3500美元，另视情报价值给予奖金，退休后将照顾刘连昆的生活。刘连昆成为军情局在大陆级别最高的间谍，化名高至明。继殷宗文担任军情局长的丁渝洲将刘连昆为主角的“少康专案”称为军情局的“镇山之宝”。
军械部是主管解放军装备工作的部门，刘连昆利用职务之便可以获得大量机密情报。1992年解放军采购40架俄制苏-27战斗机、5套C-300防空导弹，1993年采购14架俄制苏-30战斗机，同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的解放军新时期战略方针等情报，都在第一时间被刘连昆卖给了军情局。据军情局统计，截至案发前，刘连昆共从军情局获得四五千万台币，其中2500万为奖金，每一份情报的卖价，少则40万台币，多则上百万台币谢根荣。
刘连昆泄露的最为重要的情报，是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机时，解放军台湾海峡军事演习的全部计划，特别是中共所用导弹是“空包弹”等绝密内容。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从军情局透过刘连昆获得这一消息的李登辉，在演讲中为了安抚民众，竟不无得意地将大陆用的是“空包弹”的情报公之于众，令北京意识到军队内部可能有台谍。
1999年3月29日，已经退休的刘连昆在北京被逮捕，以间谍罪被解放军军事法院判处死刑；近200多名军官受该案牵连被审查，30多人被定罪入狱，刘连昆之子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未能出国的邵正宗也被判处死刑。刘连昆倒下后，军情局又发展了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院长、空军少将刘广智。通过刘广智获取了大陆瞄准台湾的弹道导弹部署情况后，陈水扁在2003年11月竞选连任时，公布大陆在5个地点部署了496枚对台导弹的情报，如李登辉一样又将刘广智彻底出卖。如此详细的情报，令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震怒，称该案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间谍案”亚基拉，下令严查。4个月后刘广智被逮捕处死，军情局利用台商在大陆建立的情报网因此瓦解。
谍战的高昂代价
从1950年至1998年，中共先后将朱谌之、陈宝仓、吴石、张志忠追认为革命烈士。2013年12月，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在北京西山建造无名英雄广场，纪念那些在台遇难的特工，烈士墙上刻有李友邦的名字。当时大陆《环球时报》报导称，1949年前后中共派出1500余名特工进入台湾，被公审处决的有1100余人。
而在海峡的另一头，2002年8月，台湾国防部军情局将刘连昆、邵正宗两人的灵位安放在军情局戴笠纪念馆中的忠烈堂内。根据台湾军情单位透露，在过去五六十年，台湾共有3000多名间谍殉职，这还不包括失手被俘、失去联系的间谍。
在大陆，中共于1950年开展了肃清国民党残留势力、清除间谍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报告统计，在运动过程中，总计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这些被镇压的“反革命份子”有多少真正是国民党间谍已不可考，但因运动扩大化存在许多冤案是毋庸置疑的。
在台湾。蔡孝乾案后，《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台湾戒严令》益发严苛，国民党以此对共产党和政治上持异议的人士进行逮捕、审判、关押或处决，时常有人突然失踪、人间蒸发，冤案迭出弃妃不承欢，这样的白色恐怖持续长达38年。根据法务部的公开资料，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军事法庭受理政治案件近30000件，无辜受难者约140000人。
国共两党66年的分治，66年的谍战，白色恐怖与红色恐怖，在两岸之间留下了锥心的伤痛。公允而论，谍战是军事或经济争夺的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孙子兵法》更有“用间篇”专门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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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两岸关系的好转，2010年12月9日，时隔60年，在海协会、海基会及台湾相关部门、热心人士的帮助下，朱谌之的骨灰被运回大陆，于次年在家乡浙江镇海安葬。2013年，台湾媒体引述国军权威官员透露，为配合国军“精粹案”精简机构，军情局将缩编，并不再派间谍赴大陆潜伏，但在大陆仍设有搜集公开情报的据点。
2015年“习马会”前夕，两岸首次秘密交换被俘特工。台湾在大陆被捕的军阶最高的两位特工——军情局四处上校副处长朱恭训、上校组长徐昌国——在关押9年后获释返台，中共潜伏军情局最久、被判无期徒刑的李志豪在坐牢16年后提前假释。正如台湾《中国时报》所言，这是“台湾有情，大陆让义，互信跨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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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1920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就有共产党活动，彼时台湾共产党由日本共产党领导，后被日本摧毁。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共决定在台湾建立党组织，任命曾为台共党员、参加过长征的蔡孝乾为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1946年4月，台湾省工委委员兼武装部长张志忠率首批干部从上海进入台湾，7月蔡孝乾进入台湾，联合台共党员谢雪红等人建立中共台湾工委。1949年春，“在一切为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总口号下，台湾工委转入战时体制，积极行动，发展壮大组织，并在台北创办《光明报》；同时考虑到台湾地域狭小，中共并未要求台湾工委开展武装斗争。
谷正文在回忆录《白色恐怖秘密档案》（1995年，读家文化）中披露，接手案件后，侦防组很快就从《光明报》的印刷、字体中看出端倪，将目标锁定在台北周边的高校，并抓获了4名持有报纸的台湾大学法学院学生。老练的谷正文连蒙带吓，让这些经验不足的学生当天即供出报纸来源。第三天又顺藤摸瓜，逮捕了基隆中学校长、中共台湾省基隆市工作委员会书记钟浩东，捣毁了《光明报》印刷点，进而抓获了罗卓才、张奕明等43人，彻底摧毁了中共基隆工委。钟浩东等7人以叛乱罪被处死，史称“基隆工作委员会案”。保密局3天破案，令蒋介石龙颜大悦，当即批复给予30万经费。
钟浩东在审讯中，偶然提及“老郑怎么样”，引起了谷正文的注意，长期从事谍报工作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一条大鱼，很可能是省级领导第二信使。正在此时，保密局高雄站诱捕了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高雄工委书记陈泽民，在陈泽民随身的记事簿上再次出现了老郑的化名。这更令谷正文确信，老郑一定是台共组织中数一数二的角色。经严刑拷打，陈泽民供出了“老郑”位于台北市泉州街26号的住处。心中窃喜的谷正文立刻前往却扑了个空。蹲守一个半月后，终于在1950年1月1日深夜等来了老郑——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一并被起获的还有蔡孝乾的笔记本。由于陈泽民并未供出蔡孝乾的真实身份，谷正文知道他是一条大鱼却得不到证实，只能好吃好喝关着，不过蔡孝乾在被关押期间贪图享乐为他的叛变埋下了伏笔。不久，蔡孝乾借口外出指认“同僚”逃脱。
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喜欢记笔记，不是什么好习惯。陈泽民的记事簿里有老郑，这只是一个化名；蔡孝乾的记事簿上有吴次长，这却是一个要命的真名，全台湾只有一个吴次长——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经蒋介石亲自批准，吴石及其妻子王碧奎被捕。蔡孝乾逃脱时曾向所能联系到的人发出撤离令，作为吴石的联络人、1949年潜伏台湾的中共党员朱谌之也收到了撤离令，他带着由吴石亲自签署的特别通行证，并携带大量情报，飞往尚在国民党控制下的舟山群岛，伺机前往上海。吴石被捕后，朱谌之行踪很快就暴露了，毛人凤亲自电令保密局舟山站长沈之岳逮捕朱谌之，朱吞金自杀未果后被押回台湾，吴石的罪名被坐实。国民政府组成以陆军上将蒋鼎文为审判长的特别军事法庭审理此案，吴石、朱谌之、联勤总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陈宝仓，以及吴石的副官聂曦，参谋王正均、林志森等6人被判处死刑。行刑时，蒋介石为防止下属“狸猫换太子”，特派《中央日报》记者全程拍照监督，验明正身抢鲜网，事后将照片上交查看。
通过研究蔡孝乾的笔记，并综合其他情报，保密局又在台北逮捕了担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武装部长的张志忠及其妻子季澐，并获悉蔡孝乾在嘉义县农村的住所。1950年1月，当保密局的特务出现在头戴草帽，身穿西装、皮鞋的蔡孝乾面前时，蔡孝乾变节。接着，中共台湾省工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洪幼樵也在基隆前往香港的船上被捕。由于蔡孝乾的变节，整个中共台湾地下组织被“连根拔起”，1800多人被捕入狱，不肯屈服即被肉体消灭，由张志忠一手建立的竹子坑、鹿窟等武装基地也被剿灭。张志忠本人因蒋经国多次劝降无效，于1954年被枪杀。1998年，与其妻季澐一齐被中共追认为烈士。
1950年7月17日，台湾国民党宪兵给临刑前的中共地下党员刘晋钰（左）与严惠先喂酒
这是台湾镇压“赤共”的极端时期，因为反中共渗透的政治高压需要，许多人因“通匪”被处死或入狱。而蔡孝乾、陈泽民、洪幼樵三人在变节后加入保密局。特别是蔡孝乾，后任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1956年任职于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后升任该室少将军衔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他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在1970年前已被翻译成数国文字。因为参加过红军长征，1968年以后，他以“江西苏区回忆”和“红军西窜回忆”为主题，撰写了24篇文章，连载于台湾《中共研究》杂志，1970年汇编成册，命名为《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分别在台湾、香港发行。1982年10月，蔡孝乾病逝于台北。
暗杀周恩来
朝鲜战争爆发后，大陆军事斗争重点从台湾海峡向朝鲜半岛转移，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让撤退到台湾不久的蒋介石政权获得喘息机会，台海两岸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对峙时期，互派谍报人员渗透的谍战大戏时常上演，最有名的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1955年，为拓展国际空间，中共决定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由于当时大陆没有远航飞机，只能从友邦印度航空公司租用C-69型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经香港启德机场飞往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双方商定，4月11日上午“克什米尔公主”号作为正常航班自印度孟买飞赴香港，下午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飞往雅加达。为了保密，中共决定临行前才由新华社公布代表团名单，但名单仍然被保密局广州潜伏人员获取。
消息传回台湾，毛人凤认为这是“制裁周恩来”的天赐良机，制定了代号为“一号”的暗杀计划，经蒋介石首肯，由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主持，保密局香港站赵斌成、金建夫直接执行。他们计划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经停启德机场时，在机上安放定时炸弹，炸死周恩来等人。
1955年3月27日，化名吴先生的金建夫通过线人周钻如，搭上了在启德机场做保洁工作的周驹。经过几天的试探后如新tr90 ，金建夫直接向周驹摊牌，问其有没有胆量干一件大事，“担任破坏一架共产党飞机的任务”，并承诺60万港币的天价奖金、协助逃往台湾。最初，周驹推说风险太大，不敢做本·威士肖，后在金建夫的攻势下答应了。与此同时，保密局也通过往来港台两地的四川号轮船上一个叫张祖顺的海员，将美制定时炸弹运到香港。经过训练，周驹熟练掌握了炸弹使用方法。保密局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周恩来前来。
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4月初，缅甸总统吴努邀请周恩来出席亚非会议前访问缅甸，与埃及总统纳赛尔、印度总理尼赫鲁、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共商亚非会议的有关事宜。由此，周恩来改变了行程，从缅甸直飞印度尼西亚，8位工作人员及3位外国人由香港飞雅加达，保密局暗杀周恩来的计划落空了。获知这一消息，保密局有人主张等周恩来返回时动手，有人主张计划不变，最终第二种意见占了上风。在保密局看来，炸毁飞机造成人员伤亡对中共同样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于自己则是一件轰动世界的“露脸”的事。
国共双方的情报战，长期以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保密局能够得到周恩来出访的准确消息，中共自然也能探出暗杀计划的蛛丝马迹。3月中下旬，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汇报了保密局可能有暗杀计划，周恩来要求中共主管情报工作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尽快查明详情。
4月9日，陈启杰详细的情报送到周恩来案头——保密局将向代表团乘坐的飞机下手，并准备了定时炸弹。周恩来立刻令外交部通知新华社香港分社，要求他们向港英当局交涉；外交部也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John Mansfield Addis）；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还将情况通知了印度航空公司香港办事处。
港英政府收到中共通报的情报后，或有意或无意忽略了，并未加强机场的保卫。当11日上午“克什米尔公主”号从孟买飞抵香港时，机场仅有一名武装警察在外围巡视，值班帮办直到飞机起飞才回到机场。周驹将定时炸弹用鸡皮纸包好，藏在水桶带进机场，安放在了飞机引擎部位。11日下午18时30分，“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印度尼西亚纳土纳群岛附近18800英尺高空爆炸，机身坠入海中，机上人员除3名机组人员外，全部遇难，包括黄作梅在内的8名中国代表团成员及3名外国人共16人遇难。
事件发生后，中共立刻向英国政府提出交涉，历数向英方通报的关于保密局阴谋破坏飞机的情报，要求英方对爆炸事件负责，同时派遣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熊向晖前往香港协助调查、驻印度大使馆参赞申健前往新加坡善后。经熊向晖之手，中共又向英国驻华代办高威廉提交了《向香港当局提供的第一份情报》，详细介绍了保密局制造空难事故的过程。英国当局大为震惊，此事涉及国家脸面，于是对国民党在港情报机构下手，捣毁了十余个情报据点；根据中方提供的名单，逮捕了参与暗杀计划的44人。
1955年9月2日，英国向中国提交了《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破坏案警察调查综合报告》。1956年1月16日，英国驻华代办处照会中国外交部称万振涛，港英政府已将逮捕的31人驱逐出境，送往台湾。6月24日，英国驻华代办处再次照会中国外交部，称由于证据不足，港英政府已将其余13人驱逐出境。至此，因“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被捕的44名保密局间谍嫌疑人全部获释。而在“克什米尔公主”号安放定时炸弹的直接凶手周驹，早已藏在陈纳德中国民用航空公司一架飞机的行李舱中偷渡到了台湾。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
2014年，“香港第一谍案”主角曾昭科去世后，内地与香港媒体均有报导称，正是时任香港助理警司的曾昭科向中共通风报信，才令周恩来避过暗杀，又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
被李登辉出卖的刘连昆
1978年，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打开了封闭的国门。台湾曾经的国防部保密局陈蓓琪，早已大变，改名为军事情报局，由直属国防部降格为隶属于国防部参谋本部，对外称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没有了往日的地位幽灵箭毒蛙，不变的，仍然是对大陆的渗透与谍战。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包括军队在内全民经商，为军情局的渗透提供了便利条件。台湾派往大陆的情报人员，再也不用偷渡或者空降，摇身一变化为台商，以投资之名光明正大地进入大陆，开设公司搜集情报、策反及发展情报人员。中共建政后第一大情报案由此发端。
张志鹏，1921年出生于吉林，1949年迁往台湾，后移居香港经商。大陆改革开放后，又前往大陆开办公司，其间与中共军方有过合作，与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军械工厂管理局局长、陆军大校邵正宗相识。1990年前后，对仕途心灰意冷的邵正宗希望移民国外，向张志鹏寻求帮助。此时，台湾新任军情局长殷宗文提出“进入大陆、建立据点”的情报战略，与解放军有关系的张志鹏，也恰好进入了军情局视野，被发展为谍报人员。
邵正宗的想法与殷宗文对张志鹏的期望完美契合。军情局派遣高级特工、后来官至军情局中将副局长的翁衍庆，在香港与邵正宗会面，劝说邵放弃立刻移民国外的打算，留在大陆为军情局工作，承诺将来帮助他离开大陆，同时按照国军上校官阶每月发给邵薪资2500美元，另视情报的价值再给予奖金。邵正宗被军情局策反，化名宗正邵，多项大陆重要对台情报经邵之手出现在殷宗文的办公桌上和李登辉的案头。
1992年1月，邵正宗达到服役年限退役李宗瑶，要求军情局兑现承诺，帮助他移民国外。军情局同意兑现承诺，但要求邵发展继任者，即邵的上级、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昆。对于刘连昆这样一位少将官阶的高级军官，台湾极为重视，参谋总长刘和谦拍板，殷宗文亲自主持，这项行动被命名为“少康项目”，邵正宗代号“少康一号”，刘连昆代号“少康二号”，张志鹏为“项目”交通员。台湾军情局派遣专司策反的六处上校副处长庞大为化名王树元，伪装成台商前往广州与刘连昆会面，为显示对等，还特批庞大为国军少将身份。2010年，庞大为以笔名庞家均在香港出版《台湾军情局高官回忆录——情报札记》，使“少康项目”等众多军情局内幕曝光。
根据庞大为的回忆，1992年11月25日，庞大为、张志鹏等3人乘坐中国南方航空公司302航班从香港飞抵广州。同日，邵正宗从南京抵达广州，与庞大为接触，当天晚上，邵正宗用公用电话向刘连昆通报了会面的情况兰迪少儿英语。由于乘飞机需要向上级请假，易被人注意，刘连昆于27日乘火车抵达广州。同日上午10时，庞大为与刘连昆在广州越秀公园会面。
初次会面，刘连昆即向庞大为提供了15份重要情报作为投名状，其中12份为中共中央军委内部机密文件。庞大为极为满意，代表军情局赠送刘连昆20000美元及两瓶洋酒作为见面礼，同时承诺军情局将比照国军少将每月发给刘连昆薪资3500美元，另视情报价值给予奖金，退休后将照顾刘连昆的生活。刘连昆成为军情局在大陆级别最高的间谍，化名高至明。继殷宗文担任军情局长的丁渝洲将刘连昆为主角的“少康专案”称为军情局的“镇山之宝”。
军械部是主管解放军装备工作的部门，刘连昆利用职务之便可以获得大量机密情报。1992年解放军采购40架俄制苏-27战斗机、5套C-300防空导弹，1993年采购14架俄制苏-30战斗机，同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的解放军新时期战略方针等情报，都在第一时间被刘连昆卖给了军情局。据军情局统计，截至案发前，刘连昆共从军情局获得四五千万台币，其中2500万为奖金，每一份情报的卖价，少则40万台币，多则上百万台币谢根荣。
刘连昆泄露的最为重要的情报，是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机时，解放军台湾海峡军事演习的全部计划，特别是中共所用导弹是“空包弹”等绝密内容。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从军情局透过刘连昆获得这一消息的李登辉，在演讲中为了安抚民众，竟不无得意地将大陆用的是“空包弹”的情报公之于众，令北京意识到军队内部可能有台谍。
1999年3月29日，已经退休的刘连昆在北京被逮捕，以间谍罪被解放军军事法院判处死刑；近200多名军官受该案牵连被审查，30多人被定罪入狱，刘连昆之子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未能出国的邵正宗也被判处死刑。刘连昆倒下后，军情局又发展了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院长、空军少将刘广智。通过刘广智获取了大陆瞄准台湾的弹道导弹部署情况后，陈水扁在2003年11月竞选连任时，公布大陆在5个地点部署了496枚对台导弹的情报，如李登辉一样又将刘广智彻底出卖。如此详细的情报，令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震怒，称该案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间谍案”亚基拉，下令严查。4个月后刘广智被逮捕处死，军情局利用台商在大陆建立的情报网因此瓦解。
谍战的高昂代价
从1950年至1998年，中共先后将朱谌之、陈宝仓、吴石、张志忠追认为革命烈士。2013年12月，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在北京西山建造无名英雄广场，纪念那些在台遇难的特工，烈士墙上刻有李友邦的名字。当时大陆《环球时报》报导称，1949年前后中共派出1500余名特工进入台湾，被公审处决的有1100余人。
而在海峡的另一头，2002年8月，台湾国防部军情局将刘连昆、邵正宗两人的灵位安放在军情局戴笠纪念馆中的忠烈堂内。根据台湾军情单位透露，在过去五六十年，台湾共有3000多名间谍殉职，这还不包括失手被俘、失去联系的间谍。
在大陆，中共于1950年开展了肃清国民党残留势力、清除间谍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报告统计，在运动过程中，总计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这些被镇压的“反革命份子”有多少真正是国民党间谍已不可考，但因运动扩大化存在许多冤案是毋庸置疑的。
在台湾。蔡孝乾案后，《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台湾戒严令》益发严苛，国民党以此对共产党和政治上持异议的人士进行逮捕、审判、关押或处决，时常有人突然失踪、人间蒸发，冤案迭出弃妃不承欢，这样的白色恐怖持续长达38年。根据法务部的公开资料，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军事法庭受理政治案件近30000件，无辜受难者约140000人。
国共两党66年的分治，66年的谍战，白色恐怖与红色恐怖，在两岸之间留下了锥心的伤痛。公允而论，谍战是军事或经济争夺的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孙子兵法》更有“用间篇”专门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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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两岸关系的好转，2010年12月9日，时隔60年，在海协会、海基会及台湾相关部门、热心人士的帮助下，朱谌之的骨灰被运回大陆，于次年在家乡浙江镇海安葬。2013年，台湾媒体引述国军权威官员透露，为配合国军“精粹案”精简机构，军情局将缩编，并不再派间谍赴大陆潜伏，但在大陆仍设有搜集公开情报的据点。
2015年“习马会”前夕，两岸首次秘密交换被俘特工。台湾在大陆被捕的军阶最高的两位特工——军情局四处上校副处长朱恭训、上校组长徐昌国——在关押9年后获释返台，中共潜伏军情局最久、被判无期徒刑的李志豪在坐牢16年后提前假释。正如台湾《中国时报》所言，这是“台湾有情，大陆让义，互信跨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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