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全部文章 2019年03月15日
姜一郎二战期间同盟国空军对德国城市的大轰炸及其历史书写与争论-历史学人

姜一郎二战期间同盟国空军对德国城市的大轰炸及其历史书写与争论-历史学人

姜一郎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各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种种事实,世人皆知。鲜有披露的却是:在战争过程中,英、美等反法西斯同盟国也犯有诸如空袭德国城市,滥炸非战斗人员,摧毁大量历史文化遗产等严重过失。二战结束后,幸免于难的亲历者虽然记忆深刻,梦魇缠身,但因纳粹德国罪孽深重、东西方冷战长期僵持,他们含冤莫白,有苦难言。直至冷战结束、两德统一,从德国受害者角度记忆和书写大轰炸的作品才开始喷涌而出,并在国内外引发了激烈争论。那么,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同盟国空军策划并实施的以德国城市为目标的战略轰炸?如何看待德国民众在轰炸中遭受的生命财产损失?昔日的交战国究竟怎样做才能真正实现和解?在逆全球化思潮和民粹主义强势来袭的当今时代,这些问题尤其值得深思和研究。
同盟国空军对德国城市的大轰炸
从1940年5月11日到1945年4月16日,反法西斯同盟国空军对德国本土及其占领区进行了长达5年之久的战略轰炸,共出动轰炸机708416架次,投弹160万吨,堪称世界军事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空中战争。而在具体实施这一政策的过程中,除了军事目标,英、美空军,特别是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部队也对德国131个大城市进行了轰炸,炸毁、烧毁410多万户住宅(占总数的20%),炸死、烧死465000余人,其中平民为410000余人,其他人为士兵、外国强迫劳工和战俘。还有大量防御工事、飞机场、工厂以及历史文化遗迹和建筑精品,如音乐厅、剧院、博物馆、艺术馆和图书馆等被永久摧毁。而杀伤力较大、后果较为严重的大轰炸主要有以下数例:
(一)轰炸吕贝克
1942年2月14日,英国空军参谋部下达区域轰炸指令,明确规定英国轰炸机部队未来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区域轰炸“摧毁敌国民众的斗志,尤其是产业工人的斗志”。3月28日—29日夜,英国皇家空军派出234架轰炸机轰炸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特拉夫河入海口的德国历史名城吕贝克,并且首次成功地实施了对德国城市的区域轰炸战术。从3月28日23点18分开始,到3月29日2点58分,英国轰炸机从600米的高度分三波向吕贝克市内投掷了400吨高爆炸弹和燃烧弹,其中燃烧弹占1/2,共计25000枚。结果,320人被炸死或烧死,3人失踪,783人受伤,1468栋房屋被彻底损坏,15000人无家可归[5]。还有一些不可复制的建筑精品也毁于一旦,例如始建于12世纪的吕贝克大教堂和大量市民别墅都不复存在;德国著名作家、吕贝克人托马斯·曼曾经描写过的布登勃洛克家族豪宅也未能幸免。
(二)轰炸科隆
1942年5月30日—31日夜,英国空军又对德国另一座历史名城科隆发动了千机大空袭,即一次动用1000多架轰炸机对一个特定目标进行狂轰滥炸。5月30日22点30分,英国空军第1、3、4、5、91、92中队驾驶1047架轰炸机从遍布英国的53个机场陆续起飞,准备轰炸科隆。同时起飞的还有113架其他飞机,其任务是袭击位于科隆附近的德军夜间战斗机基地。5月31日零时47分,装备最好的第1、3中队飞到科隆上空,15分钟内,将大量燃烧弹投掷到科隆老城区新市场南北两面的1英里范围内,把该处变为火炬,后续飞来的英国空军第4、5、91、92中队则以此为识别标志,迅速将各自携带的炸弹和燃烧弹倾泻一空。此次空袭,英国空军在98分钟内向科隆投掷高爆炸弹和燃烧弹1455吨,其中2/3为燃烧弹,共计46万枚。科隆市中心区的一半建筑被炸塌、焚毁:在非居民建筑中,3300栋完全被毁,2090栋遭严重破坏,7420栋被轻微破坏;在住宅建筑中,13010栋被毁,6360栋遭严重破坏,22270栋轻微破坏。469人被炸死或烧死(其中平民411人,军人58人),5027人受伤,45132人无家可归[6]。城市景观面目全非:街道消失,废墟遍地,瓦砾成堆。所幸科隆市的标志性建筑物,即科隆天主教主教座堂,这座欧洲北部最大的教堂和哥特式教堂建筑中最完美的典范依然完好。而英国空军也借此大肆宣扬其轰炸的准确性,极力反对那些指责区域轰炸战术的言论。英国空军还对埃森和不来梅进行过千机大轰炸,只是虽号称千机,实际动用飞机都只有900余架。号称千机只是虚张声势,但在以后的战争进行过程中,科隆又遭到了262次空袭,这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
(三)轰炸鲁尔
位于德国西部的鲁尔地区是德国,也是世界最重要的工业区。面积广阔,水陆交通发达,人口众多,城市密集。1943年3月5日—7月9日,英国空军发起鲁尔战役,对位于鲁尔地区的埃森、多特蒙德、波鸿、杜伊斯堡、杜塞尔多夫和盖尔森基兴等城市进行了为期5个月、总数43次的空袭,共出动轰炸机18000架次,投弹58000吨,大约15000名德国民众和外国强制劳工惨遭不幸。其中埃森遭遇了7次大规模空袭,市中心被炸成一片废墟,克虏伯工厂也受到重创。5月以后,美国空军也参加了大轰炸,尽管其主要以军火工业为袭击目标,并且实行白日有战斗机护航的轰炸战术。除此之外,英国空军还派出一支由14架经过改制的兰开斯特轰炸机组成的特种部队,在1943年5月16日—17日夜间携带巨型弹跳炸弹实施惩戒行动,炸毁了默内河谷大坝和埃德河谷大坝。在默内河下游,大约8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洪水淹没,1284-1900人被淹死,其中有800余人是被羁押在集中营的外来劳工;在埃德河下游则有58人丧生。洪水还摧毁了无数的桥梁、房屋、工厂、矿坑、铁路路轨和车厢并卷走了无数的牲畜和家禽。曾经坐落在水坝脚下的水力发电厂连同它的重型涡轮机被摧毁,鲁尔河谷扬水站的电动设备也被泥沙埋没,水电供应一度中断,幸存居民的生活陷入极大的困难。
(四)轰炸汉堡
汉堡是德国的第一大港口城市和商业城市,最重要的造船厂及潜艇基地,同时也是英、美空军战略轰炸重点打击的目标之一。1943年7月24日—8月3日,英、美空军联合实施轰炸汉堡的蛾摩拉行动,力图将汉堡这座“罪恶之城”彻底毁灭[3](S79)。而在具体行动中,英国空军对汉堡进行了5次夜间空袭,美国空军进行了2次白天空袭,英、美空军共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投掷高爆炸弹和燃烧弹9000多吨,摧毁房屋27.7万栋,几乎占汉堡市全部民居的一半,大约有35000-40000平民惨遭不幸。其中7月27日—28日夜为火焰风暴之夜。是夜,英国空军739架轰炸机向汉堡市中心区域投掷了10万余枚燃烧弹,并借助高温、干燥的天气条件,制造了一场势头凶猛、吸力巨大的大火,其火柱高达数千米,核心温度接近华氏1500度,风力达时速17-35公里。许多躲在防空洞里的人因极度高温或严重缺氧而昏死,而走出防空洞的人又被带火的大风暴烧成灰烬。一夜之间就有18474人丧生。
(五)轰炸柏林
柏林是纳粹德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轰炸柏林更是同盟国空军战略的重中之重。从1940年8月25日到1945年4月19日,英、美空军总共对柏林市发动空袭310次,其中重大空袭69次,投掷炸弹和燃烧弹45517吨,炸死烧死平民2-5万人,摧毁房屋30万余栋,丧失住所者多达150万人。特别是在1943年11月18日—1944年3月25日4个多月的时间里,英、美空军发起了号称柏林战役的大规模轰炸,参与轰炸的飞机多达1674架;单是英国空军就对柏林实施了16次夜间轰炸,炸死6166人。纳粹党权力中心、总理府和政府各部机关以及人口密集的居民区都受到了轰炸。美国空军则辅以白日轰炸,攻击工业目标,并且引诱德国战斗机升空作战。柏林战役可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空袭。英、美空军向柏林投掷的炸弹、燃烧弹远多于其他城市,但因街道宽敞,有很多露天场所,英、美空军轰炸柏林并没有引发大火灾,对柏林造成的损害也只相当于汉堡受损程度的1/3。在柏林,公共交通和服务业自始至终得以维系,并在1945年4月柏林地面战期间仍然发挥作用。
(六)轰炸德累斯顿
1944年4月—6月,为了配合诺曼底登陆,英、美空军上层下令暂停轰炸机部队轰炸德国城市的行动,改为以德国控制下的法国铁路网、海防线、炮台、通讯站和弹药库等为主要攻击目标的战略战术。但到1944年10月,随着第二战场的开辟,英、美空军又制订霹雳行动计划,恢复了对德国城市的大轰炸。霹雳行动中最令人恐怖的一幕是1945年2月13日—15日由英、美空军联合进行的对德累斯顿的大轰炸。1945年2月13日22点3分,英国空军第83中队在德累斯顿上空投下无数镁光照明炸弹。两分钟后,9架德·哈维兰蚊式轰炸机将红色目标指示弹投向位于市中心北部边缘的一座体育场。22点13分—28分,英国空军第5中队的244架兰开斯特轰炸机接连投下重达900吨的炸弹,其中包括高爆炸弹529枚、燃烧弹1800枚。市中心多处燃起大火。14日凌晨1点23分,英国空军第1、3、8中队和加拿大空军第6中队共计529架兰开斯特式重型轰炸机,发动了第二轮空袭。到1点54分,共投下65万枚重达1500吨的燃烧弹。着火区域迅速扩大,大火也因高温而形成巨大冲天气流,成为一股可怕的火焰风暴,墙倒屋塌,空气中弥漫着尘埃和烟雾。躲在地下室或防空洞的人,因为呼吸困难纷纷逃出,但有不少人或者被吸入火中烧死,或者被焦油烫死。未能出逃的人也大都被浓烟熏死。目击者自顾不暇,根本无法救援。继英国空军的夜间空袭之后,美国空军又在14日对德累斯顿进行了白日轰炸。12点17分—31分,300余架轰炸机投下1800枚、重达474.5吨的高爆炸弹和136800枚、重达296.5吨的燃烧弹。其攻击目标原为军工企业、火车站和位于德累斯顿弗里德里希城区的机车大修厂,但在实际上,除了这些目标外,当地的医院和附近城区也受到了轰炸。11点51分至12点1分,211架美国轰炸机又从烟雾笼罩的空中投下460吨炸弹,分散落在位于迈森和皮尔纳之间的整个地区。
英、美空军连续4轮的大轰炸使德累斯顿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老城区成为一片废墟,茨温格尔宫、宫廷教堂、圣母教堂、塞姆佩尔美术馆、日本宫等巴洛克文化遗产被彻底摧毁。公共交通完全中断,很多医院、学校和其他公共设施荡然无存,水电、煤气供应陷入瘫痪,绝大多数商场和零售商店无法正常营业。大量人口死于非命,并且多为临时建成的医院里的伤兵、同盟国战俘、来自东部战争地区的逃难者。但其具体数目,长期以来说法不一、争议不断,根据最新的研究结果,死亡人数大约在22700-25000人之间。而对于那些幸免于难的亲历者来说,大轰炸所造成的悲惨场景也在他们的心里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梦魇与其终生相伴。
战后初年及冷战时期各当事国的历史书写
大轰炸并非同盟国首创,纳粹德国早在1930年代西班牙内战期间就对格尔尼卡进行过大轰炸,二战爆发后又先后对波兰的华沙、荷兰的鹿特丹以及英国的伦敦和考文垂实施空袭,仅在英国,到1941年6月就造成4万人死亡。但在德累斯顿大轰炸发生后,希特勒和约瑟夫·戈培尔等纳粹首领立即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声称“英、美空军强盗无情地对德国难民进行了一次邪恶的恐怖袭击”,其目的是彻底毁灭德国人民及其所有财产。
然而,绝大多数英国人和美国人都积极支持盟军空袭德国,强烈要求打击报复。“播种风的人,必收获风暴。”在1940年英国首相丘吉尔下达了轰炸德国的命令之后,这一谚语在伦敦广为流传。丘吉尔则以其V字形手势和口叼特大号雪茄烟姿态成为万众瞩目的伟人,被视为拯救和复仇的希望。约克大主教西里尔·加伯特和作家乔治·奥威尔也是如此。只有极少数政治家、学者和教会人士,如保守党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生理学教授和诺贝尔奖得主阿奇博尔德·维维安·希尔和奇切斯特主教乔治·贝尔等,怀疑大轰炸的正当性,反对出于恐怖目的滥杀妇女、儿童和其他平民的行为。但他们身单力孤,根本无法缓和广大民众强烈的复仇情绪。直到盟军攻入德国,目睹大轰炸的严重后果之后,质疑谴责之声才日益高涨起来。自觉理亏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干脆采取了沉默与回避的策略。他在1945年5月13日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广播讲话中,闭口不提空军战略轰炸的功绩。与之相应,英国政府在嘉奖二战中立有战功的军事指挥官时,也未将轰炸机司令部的官员列入授勋名单,而其最高长官、绰号轰炸机的亚瑟·哈里斯也未像其他功臣那样被擢升为贵族。但对历经沧桑,饱受战火磨难的广大民众来说,纳粹德国不啻罪大恶极的侵略者,与之进行战斗的盟军则是伟大光荣的正义之师,那些勇闯敌军火力网,舍生忘死投掷炸弹的轰炸机飞行员更是令人敬仰的战斗英雄。因此,在二战结束后的相当长时间里,英、美等国主流媒体大都从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角度书写二战史,强调同盟国空军战略轰炸对于战胜纳粹德国的重要意义,讴歌轰炸机飞行员的光辉事迹。军事史家则侧重于从具体的战争局势和军事技术角度,论述决策和计划,讨论空袭的作用和效果,描写典型的并且经常是十分壮烈的空战实况。即使提到对德国城市造成的严重破坏和对平民的伤害,也不反思战争的正确与错误问题。似乎发动战争的轴心国是如此穷凶极恶,其抵抗者根本无需为自己的行为做辩护。只有少数新闻记者、作家和军事史家,如杰拉尔德·狄更斯、帕特里克·布莱克特、约翰·富勒、弗里德里克·弗兰维尔、戴维·伊尔温、马丁·米德布鲁克等,对英、美空军的战略轰炸持否定态度,但其言论并不能撼动主流意见。
美国军方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通过德国方面的记录资料或证言,对战略轰炸的结果做出分析和评估。调查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特别是分别于1944年5月和9月开始的对德国石油工业和铁路运输系统的战略轰炸被评价为对摧毁德国战争机器有重大作用。而战略轰炸与地面军队作战紧密配合,则是诺曼底战役胜利的重要因素。虽然轰炸没有摧毁德国人的意志,但却明显地使之消沉了,悲观失望、宿命论,无积极性,失败主义在被轰炸的区域明显可见,对纳粹政权的信心也下降了。同英国人一样,美国民众也充满激情地歌颂自己的战斗英雄,强调本国军队在反对希特勒战争中的贡献。而在涉及颇有争议的德累斯顿大轰炸时,除了把德累斯顿描写为纳粹德国的一个铁路中心,声称对它的攻击是“支持俄国前线的伟大空中攻势”的一部分外,美国军方和学界还倾向于把这次轰炸说成是英、美空军应苏联的要求而进行的,轰炸德累斯顿并非英、美战略轰炸的升级,而是西方盟国与苏联协商的结果。与此同时,美国官方还大力宣扬范西塔特主义,声称“除了纳粹德国以外别无其他德国,德国人民集体有罪”,德国人受到大轰炸是罪有应得,是他们的受到他们大多数人欢呼的元首首先开始了与世界其他国家为敌的残酷战争,希特勒还在德国和德国占领区广泛设立集中营,强迫犯人劳动,屠杀犹太人,其罪行滔天,与之相比,德国民众在战争中遭遇的苦难根本不值得一提。直到越南战争爆发、反战运动兴起后,美国民众才开始对遭遇过同盟国空军轰炸的德国民众的苦难有所关注,对一个生活在最极端的压力之下的民族的顽强毅力表示敬佩,德累斯顿大轰炸亲历者库尔特·冯内古特以描写德国民众的不幸为主题的小说《第五号屠宰场》也得以出版,与之相伴也出现了一些对战争进行道德审查和评价的著作,承认空袭城市破坏严重,非人道,导致了成千上万名妇女、儿童以及支持或反对纳粹政体的德国人的死亡。但对美国多数史学家来说,谈论战争道德问题毫无意义。高度工业化时代国家之间战争的特性和战争双方都以战斗到死为意识形态和战争目标的行为,十分草率地忽略了20世纪战争对平民生活和非战斗人员更具破坏性。美国空军虽然在1943年与英国空军达成了联合轰炸进攻的协议,但坚持白日轰炸并且以经过仔细挑选的军事设施为目标。虽然参与了轰炸汉堡、柏林和德累斯顿等城市的军事行动,但其重点也是港口和火车站。白日轰炸自然要冒比夜间轰炸更大的风险,也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但在道义上无可指责。
对于英、美空军空袭德国城市的军事行动,斯大林和苏联军方是知情的,甚至表示过认可。因为在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迫切需要英美等西方国家开辟第二战场,缓解纳粹德国疯狂进攻的压力。战后初期,苏联与美、英、法三国联合组建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德国实施分区占领,也没有追究西方国家的罪责,而是把铲除法西斯残余势力作为苏占区的工作重点。但当冷战开始,西方国家为了转嫁罪责,大肆宣扬斯大林精心策划大轰炸之说时,苏联史学家便开始针锋相对,迎头痛击了。他们不仅贬低英、美空军对德国战略轰炸无用,还将其轰炸德国城市的军事行动谴责为西方国家穷兵黩武的表现,是“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用以恐吓苏联的手段;英、美空军对德累斯顿袭击在军事战略上毫无效果和意义,在行动方式上则是野蛮的反文化暴行。
在德国,战后初年,大轰炸的幸存者以及死难者的亲友都很难从自身经受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他们对防空警报、炸弹爆破、大火和烟雾、恐惧和死亡等遭受空袭的场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为了追悼死者,安抚幸存者,地方当局也悉力保留大轰炸遗迹,筑立警示性纪念碑;每逢年节或周年,便在教堂废墟上举行悼念仪式。
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相继成立,德意志民族再次陷入人为制造的分裂之中,而在分别加入了西方社会主义阵营和东方资本主义阵营之后,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在对待同盟国大轰炸历史问题方面也采取了很不相同的方针政策。民主德国自诩为德国共产党反法西斯抵抗斗争的继续,紧跟苏联的政治宣传,不仅严厉谴责英、美帝国主义轰炸德国城市,滥杀无辜平民的罪行,而且还坚决反对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一切敌视工人阶级、时刻企图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国际反动势力。针对英、美空军轰炸德累斯顿的军事行动,民主德国政治家、德国民族民主党主席罗塔·波尔兹指出,西方军火工业亿万富翁同纳粹分子一样“野蛮”他们把德累斯顿“变成了废墟,把城市居民变成了埋葬在废墟之下的尸体”。而在民主德国史学家马克斯·塞德维茨看来,英、美空军对德累斯顿的空袭是“史无前例的反人类罪”,美国政府把轰炸德累斯顿的责任推卸给苏联纯属“一个谎言”。空袭德累斯顿对于战胜法西斯德国毫无意义,它与向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军事行动一样,也是“美帝国主义为发动一场新的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而做准备的先行步骤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缓和两个德国之间关系的改善,民主德国政治家对西方国家和联邦德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大幅度转变,基本上不再使用帝国主义和复仇主义等词汇,也不再提英、美恐怖轰炸之事了。1984年以后,德累斯顿图片档案馆历史照片库遭到关闭,有关德累斯顿大轰炸旧照片也被当作高级机密而加以封存,相关研究一律停止。在联邦德国,对于大轰炸的研究和讨论虽然从未遭到禁止,但也是一个敏感领域,容不得随心所欲,畅所欲言。盖自建国之日起,联邦德国就采取了向西方靠拢、与西方和解和融入西方政策,并且以历史德国的法律继承人自居,甘愿承接纳粹德国的历史负担,自觉履行反思希特勒和纳粹党以全体德国人名义犯下的滔天罪行,赔偿受害人损失的义务。特别是自50年代末起,随着联邦法院举行的一系列纳粹罪犯审讯和年轻一代对权威的激烈反判,希特勒和纳粹党利用国家机器有计划地蓄意谋杀犹太人的罪行逐渐浮出水面,犹太人遭受的苦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揭露批判纳粹分子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罪行,剖析纳粹统治时期人性的扭曲,悔过自新,成为大多数德国人公开宣示的政治和道德义务。虽然不乏论述大轰炸的作品,特别是在地方史志中,对于当地曾经历的盟军空袭的描写占有相当大的篇幅,但除了少数右派或极右派鸣冤叫屈,大都只描写轰炸效果,并未深究盟军的责任。正如联邦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1985年5月8日在联邦德国众议院举行的二战结束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讲所指出的那样,德国人不应该把自己遭遇的不幸与1945年5月8日联系在一起,而是应该与希特勒篡夺国家政权的1933年1月30日联系在一起。德国人不应该仇恨战胜国,而是应该仇恨罪恶的纳粹统治。其他民族首先成为了由德国发动的战争的受害者,而德国人则是自己的战争的牺牲品。这样一来,德国人自身的苦难便退居次要地位,甚至为了避免引起战胜国的误解和愤怒,防止招惹否认纳粹罪行的嫌疑,许多德国人有意识地抑制和放弃讨论相关话题。也因为希特勒主要是利用种族民族主义进行蛊惑宣传,夺取政权,发动战争和屠杀犹太人的,所以,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人民不同,在联邦德国,民族自豪和民族主义也成为一些忌讳莫深的字眼。战后初年曾经出版过的亲历者的日记、书信和文学作品,大都被遗忘,其作者也几乎无人知晓了。
冷战后受害者记忆的复苏与大轰炸争论
1990年10月,民主德国以5个州的形式集体加入联邦德国。统一后的德国沿袭了原联邦德国的国名,也继承了其注重历史反思的优良传统,并且反思的广度和深度均有提高,反思形式也逐渐多样化了;影视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层出不穷。然而,随着德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被压抑已久的民族思想复活,“保护与命运共同体”观念开始广泛流行,爱国主义成为许多德国人热切期盼的政治诉求。与此同时,原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档案的公开,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背景见诸天日,一些多年被淡忘的历史也渐渐浮出水面,主要从德国受害者角度来看待英美空军在二战期间对德国城市的大轰炸、检讨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过失甚至是犯罪行为的作品也大量涌现,诸如路德维希·哈里希、马丁·瓦尔泽、君特·德·布勒因、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等作家,都开始回顾自己童年时代所经历的大轰炸,诉说他们的痛苦,以及这种灾难记忆对于他们后来生活和思想的影响。与密集的回忆相伴随,评价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轰炸是正义的、合法的和情有可原的吗?德国人是否也是一个受害者民族?如何看待德国人的历史意识?围绕着这些问题,并且针对柏林作家约尔格·弗里德里希在2002年出版的《大火:1940-1945年大轰炸中的德国》(以下简称《大火》)一书,一场大规模的历史争论再次兴起。在《大火》一书中,弗里德里希以个人是如何经历大轰炸和如何处理这些经历的问题为主线,详细描述了30多个德国城市遭遇英、美空军战略轰炸的情形和德国平民所经历的巨大灾难。他开门见山,直斥丘吉尔与在纽伦贝格受到审判的纳粹分子一样,也是一位战犯:丘吉尔在一战结束后就产生了彻底毁灭德国的愿望,二战爆发后极力敦促英国空军轰炸德国城市,并且发誓要通过灭绝性的攻击将德国变成一片荒芜之地。弗里德里希还谴责英、美空军对德国城市的轰炸实属系统计划和实施的灭绝战役,发明并采用了夜间照明轰炸、区域轰炸、轮番轰炸、千机轰炸和纵火式轰炸等惨烈手段,使空袭的破坏力和杀伤力得以空前加强。手段之恶毒,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极致。亲历者有“世界末日也不会比这更可怕了”之感。在弗里德里希看来,英、美空军轰炸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德国城市在军事上毫无意义,其打击德国人意志,策动反希特勒政权起义的目标并未实现,只是造成了文化破坏和大量平民伤亡。大轰炸所沿袭的主要是蔑视人性的军事教条,是对大约60万德国平民的蓄意谋杀,仅按当时的法律标准来看,也该算是战争犯罪。
对于《大火》,美国人的反应比较矜持,英国人却大都表示反对。在大多数英国人看来,《大火》首次打破了二战以来的一个禁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头号丑闻。保守党的喉舌《每日电讯报》首先敲响警钟,指责《大火》是“前所未有的对同盟国战争行动的攻击”,一种非常危险的“修正主义趋势”,而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只会被极右势力利用,破坏英、德和解工作。英国工党女政治家莫·莫勒姆则在《每日镜报》上撰文,极力为丘吉尔辩护,强调“他必须是一个恶人,只有这样,他才能使他热爱但却受到希特勒威胁的国家得以拯救”[27](S124)。另一位著名军事史家理查德·奥弗里则认为,英、美空军的空袭并非如弗里德里希所言在军事和道义上都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它使纳粹德国穷于国内防守,极大地削弱了其在其他战场上的抵抗力。炸弹战争虽然“野蛮,但却是完全合理的”;虽然没有完全摧毁纳粹德国的经济,但却阻止了一个不可战胜的超级大国的出现;虽然没有彻底粉碎德国民众的抵抗意志,但使得国内军事动员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在现代世界,人们对于如何交战问题越来越敏感了,但具有决定意义的仍然是具体的历史局势。大轰炸的确是一种野蛮战略,但绝非有预谋的屠杀平民行为,与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完全不同。对于英、美空军来说,在二战末期希特勒行将灭亡之际做出继续进行轰炸的决定是有许多理由的,但既不是蓄意谋杀,更不是大屠杀,从未以恐怖为自己的目的,即使其后果无疑是可怕的。
然而,在德国,《大火》却大有市场,问世一个月就创造了卖出10万余本的销售奇迹,成为当年最畅销的图书之一。但对此书的评价并不完全一致,褒扬赞美者有之,反对否定者有之,百感交集、毁誉参半者亦有之。作家彼得·施耐德是德累斯顿大轰炸的亲历者,其母亲死于美国空军的低飞扫射。他称颂弗里德里希是一位“真正关心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专家”,能以历史学家的严谨和作家的语言技能,对大轰炸历史及其结果做出全面系统并且生动感人的描述。施耐德还强调指出,炸弹战争“严重违犯了国际战争法”,与纳粹罪行“既无因果关系,也无思想关联”。自以为“世界头号的历史清白国家”的美国实际上也是有罪的,其飞行员在二战中驾机向无辜平民低飞扫射就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毁灭行动。弗里德里希有意缩小视角,专注众多见证人个体的经历和思想,强调大轰炸的灾难性影响,面对其可怕的后果,所有其他的与区域轰炸相关的原因和军事效果问题都相形见绌,退居次要了。历史学家汉斯·蒙森同样称赞《大火》为一部令人震惊和发人深思的著作。在他看来,虽然希特勒首先挑起战争并在战争进行过程中犯有种种暴行,但是英国人也以其特别针对无辜平民进行的大轰炸和区域轰炸制造了许多非人道的和纯属多余的伤害。弗里德里希印象主义式论述提供了详细的信息,虽然不能取代系统分析,却是“披露事实真相的”,它彻底否定了英国方面的战略轰炸论,也说明大轰炸并非摧毁民众对于独裁者的支持的合适手段,相反,民族社会主义共同体恰恰是在德国遭遇大轰炸的局势下才集结而成的。与这些肯定意见不同,资深的时政评论家拉尔夫·佐丹奴对《大火》提出了若干批评意见。他批评作者很少关注炸弹战争产生的历史背景,忽略了其战略形成的政治前提条件。弗里德里希还在行文中使用了“蒙古人的毁灭性风暴”“屠杀平民”等词语,把英美轰炸机飞行员比作纳粹德国搜捕犹太人的行动队,把德国人躲避轰炸的地窖比作纳粹集中营焚烧死难者尸体的火化场,把德国各地许多图书馆在轰炸中毁于一旦这个事实与希特勒和纳粹党的焚书事件相提并论,这就意味着把同盟国的罪行与纳粹罪行混为一谈,其用心十分叵测。在他看来,虽然希特勒首先挑起战争并在战争进行过程中犯有种种暴行,但是英国人也以其特别针对无辜平民进行的大轰炸和区域轰炸制造了许多非人道的和纯属多余的伤害。弗里德里希印象主义式论述提供了详细的信息,虽然不能取代系统分析,却是“披露事实真相的”,它彻底否定了英国方面的战略轰炸论,也说明大轰炸并非摧毁民众对于独裁者的支持的合适手段,相反,民族社会主义共同体恰恰是在德国遭遇大轰炸的局势下才集结而成的。与这些肯定意见不同,资深的时政评论家拉尔夫·佐丹奴对《大火》提出了若干批评意见。他批评作者很少关注炸弹战争产生的历史背景,忽略了其战略形成的政治前提条件。弗里德里希还在行文中使用了“蒙古人的毁灭性风暴”“屠杀平民”等词语,把英美轰炸机飞行员比作纳粹德国搜捕犹太人的行动队,把德国人躲避轰炸的地窖比作纳粹集中营焚烧死难者尸体的火化场,把德国各地许多图书馆在轰炸中毁于一旦这个事实与希特勒和纳粹党的焚书事件相提并论,这就意味着把同盟国的罪行与纳粹罪行混为一谈,其用心十分叵测。
德国著名社会史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同样承认炸弹战争是残忍的,英、美空军的大轰炸制造了比德国空袭更严重的破坏,但也批评弗里德里希很少关注空战的一般背景,没有将英、美空军轰炸德国城市的军事行动放到当时特有的历史环境(总体战争)中进行分析;批评弗里德里希所使用的语言不够专业,具有强烈的情绪化倾向。在韦勒看来,英、美等国的大轰炸虽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性后果,应当追究其罪责,但纳粹屠杀波兰人、南斯拉夫人、俄罗斯人和犹太人的滔天罪行,足以使英、美对德国城市的炸弹战争造成的危害相对化。丘吉尔和希特勒虽然都是轰炸战争的发起者,但远不是同等级别的罪犯。弗里德里希不顾其他战争事件孤立地考察大轰炸,实际是要搞一种时髦的受害者崇拜。这种崇拜一旦泛滥开来,德国舆论就会逐渐丧失几十年来所取得的宝贵成就,这就是对德国近现代历史进行自我批判性的研究和反思,唯有这种研究和反思才使德国人在当今世界有了立足之地,也才能保证德国人未来的健康发展。海德尔贝格大学历史教授克里斯托夫·雅尔指出,平民受难是一个跨民族的经历,弗里德里希只把德国人描绘为受害者,只关注大轰炸对于德国民众造成的危害,没有清楚地说明轰炸战争产生于民族社会主义。他通过特定词语所表达的悲哀和愤怒很容易把人引入歧路,干扰正确的历史认识。他试图论证的英、美空军要对纳粹屠杀犹太人事件“至少负连带责任”,希特勒和纳粹党要让犹太人为大轰炸赎罪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对于这些批评意见,弗里德里希未置可否,他只是以继续写作和出版反映英美大轰炸战争的作品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在2003年又出版了《失火现场——炸弹战争一瞥》一书,以历史图片集的形式展现了大轰炸的残酷性。他的勇于破除禁忌的创新精神得到了那些渴望正常化的新右派的激赏,巴伐利亚州施魏因福特的埃里希和爱尔纳·克罗瑙尔基金会还在2010年授予他历史著作奖。一些极右派组织更是视《大火》为新的法宝,进一步把英、美空军对德国城市的大轰炸说成是恐怖袭击或炸弹屠杀,非历史地、片面地将大轰炸与纳粹屠杀犹太人罪行等同起来,甚至转换罪犯和受害者角色,将发动战争的罪行也转嫁到西方国家身上。自1998年起,越来越多的右翼极端主义者利用德累斯顿一年一度的大轰炸周年纪念,频繁举行示威游行和集会,大肆宣扬反西方的民族保守主义主张。其他右翼极端主义政党和协会组织成员也纷纷前来助威。
反思与批评
不能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希特勒和纳粹党发动的,其目的是对外侵略扩张,创建大德意志国家,征服、奴役甚至是屠杀其他民族。纳粹德国还首先动用空军,轰炸城市,屠杀平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反法西斯同盟国所进行的战争是与反人类的世界公敌进行的、具有自卫性质和反侵略的正义性。然而,即使是正义战争也不应超越道德约束,攻击那些不直接或没有立即卷入战争的非战斗人员,不应滥用暴力、为了取得胜利而不计手段。
也不能否认,为了打击法西斯侵略者、支援苏联卫国战争,英、美空军确有必要对纳粹德国实行战略轰炸,并且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英国军队已远离欧洲大陆,其大量船舰也被德国潜艇击毁,当时,除了空袭,别无其他有效反击手段。而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飞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战争特性和规模。飞机速度快,作战半径大,打击能力强,拥有强大的空军,对敌国军事设施或与军事相关的基础设施进行毁灭性打击,并与陆、海军进行配合作战,的确是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但在二战期间,英、美空军采取的以轰炸德国城市,打击德国人意志为目标的战略战术及其具体实施却是很成问题的。这种轰炸尽管使纳粹德国遭到重创,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但却属于对空军作战能力的滥用,其效果正如美国军事史家斯蒂芬·A.加勒特所说,“砍掉一个人的头来治好他的牙痛”。
从有效的战争法角度来看,英、美空军轰炸德国城市的也属于违法之举。1907年的《海牙第四公约: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规定:“严禁以任何手段和方式攻击或射击未设防的城市、村庄、居民区或建筑物”(第25款),英国是该条约的签字国之一。1922年关于限制军备的《华盛顿公约》更明确规定:“凡以恐吓无辜平民、损坏平民财产为目的的空战是被禁止的”(第2章,第22条)。该公约虽然没有被批准为国际法条约,但在1923年以后围绕《海牙空战规则草案》展开的讨论中,却是有一种习惯法式的约束力的。国际社会一致主张严禁任何恐怖袭击,交战各方,无论哪一方,只要违背这些法律,都应当追究责任,受到惩罚。1939年9月2日,即在德军侵入波兰的次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发表声明,宣示美国绝不会首先向平民和不设防城市发起轰炸。英、法、德三国政府也都宣布其轰炸将仅限于军事目标。英国首相张伯伦只允许英国空军向德国空投传单。即使纳粹德国背信弃义,首先采用了空袭行动,张伯伦也不主张以轰炸德国城市作为报复手段。1940年2月15日,他在议院公开发布声明:“不管其他国家如何,英国政府绝不出于恐怖目的而攻击后方平民。”但是,新任首相丘吉尔甫一上台就推翻了这一原则,信誓旦旦地发表就职演说,“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艰难,也要争取胜利”并且在就职第二天,就派出英军轰炸机对德国符滕姆贝格进行了无限制空袭。而在制订对德国战略轰炸计划时,英国空军领导人都十分清楚国际法的约束,知道大范围的区域轰炸肯定会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但却明知故犯,并且尽力掩饰。1942年10月,当英国空军参谋长查理·波特尔在上交的计划草案中注明该计划的实施将在两年内杀死近百万德国人并使250万德国人无家可归时,英国空军的一名官员就指出:“没有必要,也不希望,在任何有关我们的轰炸战略文件中出现与国际法相背离的文字和内容。”
英、美等西方国家一方面坚持道义上的优越性,强调他们信奉现代自由民主理念,坚决反对军国主义和腐败政治,另一方面又罔顾国际法,策划并实施了一场导致大量平民伤亡的大轰炸。他们这样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若干客观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思想观念问题。应当看到,英国空军并非从一开始就以德国城市为轰炸对象的,也没有在夜间出击。它原本计划实行以潜艇基地、航空工业和石油工业为目标的精确轰炸,但因诸多困难,这一计划无法顺利执行。例如白天出击,很容易遭到德国性能更好、装备更精良的战斗机拦截和高射炮射击,经常机毁人亡,损失惨重。即使侥幸突破了可怕的高射炮火力网,因为技术条件所限,轰炸机投掷的炸弹也难以击中比较隐蔽的军事设施。英国空军参谋部后来制定夜间空袭和区域轰炸方案,实与这些困难有很大关系,但其问题也显而易见,并且不是唯一的选择。例如英国海军上将杰拉尔德·狄更斯就坚决反对区域轰炸,坚持以德国潜水艇和其他军事设施为攻击目标。美国空军在1942年8月参加对德战略轰炸后,也一直坚持白日轰炸,并且主要以德国飞机制造厂、滚珠轴承厂和石油生产工厂等目标。即使在配合英国空军轰炸汉堡、柏林和德累斯顿等城市时,也只是白天对港口和火车站进行过轰炸。虽然损失惨重,但取得了较好的战果。当然有许多人曾经亲眼看到美国飞行员驾机低空扫射,致使大量平民伤亡,由此可见,美国空军并非自己所说的那样一贯恪守精确轰炸教义,它在对德战略轰炸过程中同样有滥用暴力的行为。到战争末期,随着新型远程歼击机、导航机部队和电子干扰战术的投入使用,同盟国空军逐渐掌握了制空权,地面部队成功实现了诺曼底登陆,苏联红军也展开了大规模进攻,德国败局已定。但英、美空军并未立即停止轰炸城市的军事行动,相反却对德累斯顿等基本未设防的城市进行了毁灭性打击,这就更成问题了,理应受到谴责。而在英、美空军方面,以打击德国人意志为目标的轰炸城市的行动方案的制定,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与其对空军制胜论和总体战争论的盲目信奉有密切关系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空军的建立,空中战场和空中战争的出现,一些新的军事理论也开始兴起,特别是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朱里奥·杜黑所倡导的制空权理论及其相关学说广为流传,受到崇奉,甚至是盲信。各国空军普遍相信,在未来战争中,战争将成为全民的、总体的、不分前方和后方、不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战争,各国都必须动员全民,以国家的全部资源、全部能力和全部信念与敌人进行对抗,而集中空军最大力量对敌人后方城市和居民中心实施战略轰炸,即可摧毁其物质和精神的抵抗,迅速赢得战争胜利。简言之,未来的战争必然是一场总体战,利用空军对后方居民和经济目标的打击也是赢得战争必要的手段。这种理论貌似有理,实际是为了目的不计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翻版,它不仅为纳粹德国所奉行,也为英、美等国所推崇。尤其是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的英国,不仅在1918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支空军部队,而且致力于轰炸机的研发和制造,在世界上率先成立了轰炸机部队和轰炸机司令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空军大多数官员热衷于所谓的道义轰炸的战略战术,一种既可以减小自己的代价,又可以有效打击敌人的绝佳作战方法。只是其残忍性和非法性被置若罔闻了。
所有死于战争或遭受战争蹂躏的无辜平民,都是战争受害者,都应当受到纪念和安慰。诚如联邦德国总统霍斯特·科勒所说:“我们纪念所有国家平民所受到的伤害和不幸……我们纪念德国难民和被赶出家园者的不幸,纪念被强奸的妇女和轰炸德国时的平民牺牲者。”德国人民也是战争受难者之一,他们也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不能因为希特勒和纳粹党罪大恶极就对其创伤缄口不言,也不应该仅仅因为纳粹德国罪过更大更多,就不允许德国的战争受害者回忆往事,诉说灾难。站在人道和仁爱的立场上,我们深切地理解当前德国人的哭诉愿望,也期望昔日的战胜国对于自己的过失予以深刻的检讨和反思。但是时至今日,英、美等国主流媒体依然坚持反纳粹主义正义战争观念,大多数民众也仍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英雄崇拜倾向。1992年5月31日,坐落在伦敦的哈里斯青铜雕像落成,91岁高龄且备受民众爱戴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为之揭幕,并鼓励英国人民怀着骄傲和感激之情纪念这位战争功臣。2002年,在英国BBC广播公司某个电视系列节目举行的民意调查活动中,数百万观众把丘吉尔选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英国人。这种民族主义和英雄崇拜无疑是不利于民族和解和世界和平的。诚然,也有一些英、美学者基于良心发现和自我批评的冲动,发表著作,质疑大轰炸的合法性和道德性。英国肯特大学空战专家马克·康奈利甚至建议英国政府对炸死德国平民之事表示道歉。英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也曾采取一些行动,力图补偿过失,寻求和解。二战结束后不久,英国考文垂市安立甘教社团(其圣米夏埃尔教堂在1940年纳粹德国空袭中被彻底摧毁),便与德累斯顿教会建立了联系。1956年,两个城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1990年,德累斯顿开始重建圣母教堂,英国则成立德累斯顿基金会,筹集资金,予以资助,英国王室、议会成员、各州首脑纷纷表示支持。考文垂钉子十字架成为国际共同体的著名标志。2005年2月13日,德累斯顿圣母教堂在完成全部重建工作之后,也加入了这一国际共同体。新的德累斯顿圣母教堂变成了民族谅解的象征。
从总体上看,英、美等国的历史反思还是很有限的。不少英国人至今仍对德国人抱有很深的成见,认为德国是一个好战的民族。对于德国人在二战中遭遇的苦难,许多英国人并不关心,而是认为他们咎由自取:英国人可以向印度人和非洲人等所有遭受过大不列颠殖民帝国奴役的人民表示道歉,唯独不能向德国人道歉。历史不能重演,无法纠正,但对历史,后世之人应负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二战中的战胜国也应当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勇敢诚实面对历史真相,认真对待并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反思战争过失,哀悼死者,慰藉受害者的家属和后人,主动寻求谅解与和解。要从反对战争、尊重人权、维护人类和平的大局出发,重建一种理性追求,避免将历史负担变成对未来的威胁。
但也要对德国以各种各样名义出现的新右派和极右派保持高度警惕。他们之所以要检讨盟军的过失甚至是犯罪行为,突出德意志人遭受的苦难,主要目的是要改变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使纳粹罪行相对化,甚至颠倒因果关系,完全否认纳粹罪行;在卸却负担的历史观的基础上,构建有自我意识的民族认同,恢复德国传统的大国地位。这种倾向也是十分危险的,无异于玩火,而玩火者必自焚。联邦德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获得今天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曾经对历史问题全面、深刻的反省,坚定地承担了历史责任。而在将来,德国人如何看待自身?世界如何看待德国?这些问题依然十分重要,不仅关系到德国自身的发展,而且也牵动着世界的和平和安全。值得欣慰的是,绝大多数德国人是对新纳粹同仇敌忾的,他们虽然回忆灾难,但并非寻衅复仇,而是更深刻地反思战争,不仅牢记痛苦,而且更全面深入地探讨痛苦产生的原因,“努力不让这样的悲剧再度发生”。毋庸置疑,这才是当代德国人对于战争和德国人自身在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应持的正确态度。只有这样,联邦德国才能被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广泛接纳,才能有更大和更美好的发展空间。
毫无疑问,英、美空军对德国城市的大轰炸导致大量无辜平民死亡,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荡然无存,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国际法上,这种战争过失都应当受到谴责,其受害者完全有权申诉其所遭遇的不幸和痛苦。因为即使是正义的战争,如被滥用,也会导致严重的犯罪。但是人们不能把这种痛苦变成神话,也不应当把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过失与纳粹德国的犯罪行为相提并论,更不应当用这种过失使纳粹德国的罪恶相对化、淡化,甚至否认纳粹德国以种族灭绝为目标的屠杀犹太人的罪行。回忆德国民众的苦难,并非鼓励寻衅复仇,而是反省战争的残忍。德意志人既是其邪恶政府的牺牲品,也是交战各方违背道义和战争法行为的受害者。战争绝不是赚钱的买卖,不是有利可图之事。回忆并牢记大轰炸历史,其意义便在于敦促人们认识暴力、报复、仇杀以及其他种种不道义、不公正行为的巨大危害,尊重他人,珍惜和平,共谋人类社会和谐、稳定、健康发展之道。(转自公众号“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