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一郎二战中的质疑-新少数派

作品分类:全部文章 2019-03-25

姜一郎二战中的质疑-新少数派

姜一郎

文|林炎平
每年在5月和11月,很多加拿大人和西方人胸前佩戴着罂粟花,以纪念两次世界大战的死难者。罂粟花据说是天堂里的花,以此纪念战争中死于非命者,应该是很恰当的。
很多人对二战的欧洲战场一无所知,他们的“历史事实”仅来自于好莱坞电影。二战绝不像战后渲染的那样泾渭分明:德国是恶魔,盟国是天使。
二战的结局对西方乃至世界是一场灾难。德国投降后,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会议上,丘吉尔私下嘀咕:“Did we kill a wrong pig?”(我们杀错了猪?)意思是不该杀的被杀了,而该杀的没杀——他指的是比纳粹德国罪恶百倍的苏联。其实,丘吉尔在战前就知道斯大林和苏联是什么东西。但是他有着利益集团的使命,在决意把欧洲拖入战争后,他随后竭尽全力把美国拖入战争,为此他兴高采烈。

本来二战是可以避免的,战前可以避免,开战后也有不少机会。1941年5月10日,德国的三号人物海斯(Rudolf Hess)独自驾机飞往苏格兰,试图寻求和英国的和解。但是丘吉尔居然把海斯关押了起来,一直到战后,直到1987年死在狱中。可见丘吉尔并不比希特勒更想要和平。海斯直到最后也没有被释放,甚至假释也没有,这令人怀疑盟国害怕海斯会抖露出很多对其不利的信息。
当时的美国根本不想参与欧战。美国著名政治家、共和党总统提名竞争者布坎南(Pat Buchanan)如是说:“参加二战是美国的一个严重错误。”他的2008年出版的著作更加清晰地阐述了他的观点:结局极其恶劣,本来可以避免。
这结局是,东欧全部和中欧大部都划入了苏联集权势力范围。沙俄想做而没做到的苏联做到了,整个西方的处境比二战前更加危难。
战后西方和苏联都把苏联在东线击败德国取而代之称作“解放”,这实在是十分滑稽。如果必要可以听听波罗的海三国的人对此如何看待。苏联取德国而代之是一场更大的灾难。我在拉脱维亚的“被占领博物馆”所看到的是拉脱维亚人的看法,他们对苏联深恶痛绝,而德军当时把苏联赶出拉脱维亚却被看做是解放。
很多人一说起坏的榜样,就会举例纳粹,而不提二战中最为野蛮的苏联和日本。但是如果你知道了二战中各国军队的表现,也许会大吃一惊。
二战中德国军队的纪律是最好的,对平民的骚扰最少。在德国占领区,平民基本上都没有受到虐待。犹太人是一个例外,他们很多被遣送到集中营。人们总喜欢用那个犹太女孩安妮(Ann Frank)的日记来证明纳粹的罪行,但是,安妮不是被饿死或打死的,而是病死的。德国医生还给她进行了治疗。当时德国人自己也吃不饱,集中营的状况当然更糟,但是,安妮是病死的——她没有受到强奸,也没有受到毒打。
德国前总理科尔,他的太太深受德国人尊敬。科尔太太曾经的遭遇也许不为中国人所知,因为好莱坞不会告诉你,而媒体也懒得告诉你。科尔太太1945年才12岁,在德国被苏联占领时,她和母亲一起被苏联红军轮奸。轮奸后她被苏联红军从楼上的窗户扔了出去,还好没有丧命,但是留下了残疾,令她痛苦一生。
在德国东部被苏联占领期间,有200万德国妇女被苏联红军强奸。这样巨大的数字令人难以置信,但却证据确凿。苏联红军在其占领区对平民的暴行罄竹难书。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当时在东普鲁士(德国曾经的东部疆域)作为炮兵服役,他记载了亲眼所见的苏联红军把德国少女强奸致死的事实。他当时极为痛苦,对这场战争的残酷和对苏军的暴行极为不满,这也影响了他日后的观念。
几位我认识的捷克人告诉我,苏联红军占领捷克期间“强奸了所有的女孩子”。苏军暴行的普遍存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苏联在中国的暴行也如出一辙。在苏联红军占领东北期间,见到大姑娘就强奸。我上大学期间,在哈尔滨兆麟公园参观看到陈列着一位没有事迹的中共烈士。我好奇就追问了这个问题,才知道这位军官是在制止苏联红军强奸平民时被苏军击毙的。因此无法写他的事迹。
但是,这些罪恶在二战后都被刻意隐瞒了。隐瞒者不仅是苏联,西方也是同谋。当时西方政治家面临极大的道德质问:以这样的代价打这样的战争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让一个更大的恶魔去取代纳粹吗?
这是西方无法面对的,于是他们必须替苏联隐瞒这段暴行。苏联要把自己打扮成欧洲的“解放者”,而西方要把自己打扮成西欧的解放者。尽管西方和苏联势不两立,但在这个事情上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于是彼此涂脂抹粉。为了做到这点,必须要夸大德国的罪恶。随着苏联统治下的本国和东欧的情况急剧恶化,变本加厉抹黑德国也变得越来越必不可少。
“卡廷惨案”也被苏联用来栽赃德国。这个事件不是德国造成的而是苏联一手操办的。卡廷在波兰境内,德国和苏联几乎同时进攻并瓜分了波兰。德国对波兰的战役伤亡很大,但是德军没有因此用屠杀报复波兰,而苏联伤亡要小得多,但却把波兰军队中的军官2万人集中起来,把他们赶进了卡廷的森林深处全部射杀。后有美国情报人员向美国总统通报这个事件,指出是苏联干的。
但是出于要利用苏联对付德国,美国和英国都选择了掩盖真相,把这个惨案栽赃到了德国头上。德国战后只能逆来顺受,不予争辩。但是历史学家对此质疑愈演愈烈。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他终于看到了这个事件的档案。戈尔巴乔夫回忆当时的感觉:我的头发和汗毛都树立起来,脊椎发冷,居然这才是事实。
戈氏是一位真正的男儿,一位对历史和人类负责任的人。他要求立即通知波兰方面。至此,卡廷惨案才得以还原真相。
盟军为了凸显自己的正义,于是就说解放了很多“死亡集中营”。后来发现,西欧境内的德国集中营都不是“死亡集中营”而只是用来关人的,苏联声称他们解放的是“死亡集中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为此我特地造访了这个集中营,去之前有一大堆困惑,去后困惑更甚。

作者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门口,这就是一再在电视电影和纪录片上出现的大门,大门上写的是“劳动使你自由”。
在集中营的造访中,我发现几个无法用逻辑解释的事实。其一,苏联反攻时,德军从奥斯维辛撤退,奇怪的是德军是带着囚徒撤退的。由于囚徒行动缓慢,造成了德军的更多伤亡。这说明德国没有屠杀这些囚徒的意向,否则杀光快跑,何其简单?其二,集中营边缘处有三座巨大的圆形建筑,看了说明才知道这些是未完成的污水处理系统。二战后期奥斯维辛集中营人满为患,不仅有犹太人还有战俘,人多了污水处理不够用,德国就开始建造这些污水处理中心。但是没等完工二战就结束了。如果这只是一个用来杀人的集中营,还用得着这些吗?

奥斯维辛集中营撤退时,德军带着囚徒撤退的示意图。作者摄于奥斯维辛集中营。

奥斯维辛集中营三个巨大的圆形污水处理中心,没有建成,二战就结束了。
德军当时把不少战俘撤回了西部,甚至到了柏林。但是他们没有屠杀这些战俘,在柏林失守时,德军没法维持战俘营的管理而释放了他们,而这些苏联战俘成了日后强奸德国妇女的“主力军”之一。
后来发现,二战最残忍的集中营是苏联支持下由一个叫Morel的波兰犹太人设置和管理的集中营,其残忍程度令历史学家这样说:“和Morel的集中营相比,纳粹的集中营就像是夏令营了。”Morel的集中营针对的是手无寸铁的普通德国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他们用残忍的方式强奸女人,包括小女孩;用残忍的方式屠杀德国平民。这个Morel后来逃到了以色列,以躲避波兰方面对其的战犯起诉。以色列仗着西方对此的心虚和忌讳,至今对波兰引渡Morel的要求置若罔闻。以色列的卑劣立场可以理解,一旦Morel被起诉,此人的罪行和审判就会广为人知,以色列的无辜形象便会轰然倒塌。
反观在德国占领区和集中营,几乎没有一起强奸妇女的事件。德国军人具有普鲁士军人和容克贵族传统,军纪极其严明,对强奸更加不予容许。
二战中军纪最差的是苏联红军和日本皇军,这两支军队以残忍和野蛮著称。而德国军队即便和英国军队比较也更加守纪律。隆美尔日记记载了当时欧洲战场和北非战场实况。日记中记录了英军中的非洲雇佣军肢解德国战俘的暴行,而德军对此极为不耻。
苏联在强占领土上的恶劣行径比纳粹德国绝对有过之无不及,战胜国中只有苏联占领着他国的大片领土,其侵吞了波兰的领土,然后让波兰从德国划过领土作为一部分补偿。康德的故乡格尼斯堡位于今天立陶宛和波兰之间,当时被苏联占领,今天依旧被俄罗斯占领,成为俄罗斯的一片飞地——加里宁格勒。
纳粹德国时期,没有多少普通的德国人逃离德国,而在苏联治下的二战后的东德,却有成千上万的人冒着生命危险逃离东德。不少东德人为越过柏林墙逃往西德而被东德警方击毙,以生命的代价逃离故乡说明了什么?苏联治下的东德远远糟糕于纳粹治下的德国。
拉脱维亚的“被占领博物馆”中陈列的展品记录了这一悲惨的时期,拉脱维亚被苏联吞并,后在德国的帮助下摆脱苏联的统治,但是又被德国占领,后来又被胜利的苏联再次占领。问及对比德国的占领和苏联的占领,拉脱维亚人心知肚明,但是不能明说,因为说德国比苏联要好得多是“政治上不正确”的。
当时德军在进攻苏联的时候,每到一处都受到欢迎,比如在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等。在进入这些地区时,德国统帅部收到前方的报告:这里的当地人正在杀犹太人,我们如何应对?前方要得到统帅部的指令才可以行动,结果统帅部给出的指令是“不予干预”。见死不救,很不人道。但这和下令屠杀截然不同。

二战初期,德军把苏联人赶出了波罗的海三国,图为拉脱维亚平民欢迎德军。作者摄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被占领博物馆”。
二战中对整个战争和苏联唯一有洞察力的是美军上将巴顿。他当时认为苏联才是真正的敌人,而德国人是“Decent people”,他认为应该武装已经肯定战败的德国去共同对付苏联,一直打到莫斯科。当时西方是没有再打下去的民意和政治决心了。罗斯福根本不懂苏联,丘吉尔另有图谋。而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是一位和稀泥大师,正全力争取登上美国总统宝座。
二战欧洲战场只好以西方的惨败而结束——整个东欧和中欧都拱手相让给苏联,这个结果比德国占领欧洲要糟糕百倍。巴顿对此极为不满,当时他指挥的第三集团军已经推进到距离布拉格不足100公里处,却被艾森豪威尔下令停止前进,让苏联接管布拉格。巴顿气得大骂这位他昔日的西点军校老同学。历史证明巴顿是对的,艾森豪威尔此后在其有生之年目睹苏联在东欧的暴行和西方二战后的步履艰难,追悔莫及。小布什前几年在位时发誓他绝不会学艾森豪威尔的软弱和妥协从而“后悔一辈子”。
巴顿的愤怒导致他扬言要写《我所知道的二战》(The War as I Know),巴顿口无遮拦,其观点和官方的大相径庭。此书由于他的离奇车祸死亡而夭折。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本同名的书,但那是别人替巴顿整理出版的,里面巴顿的观点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枯燥的战场记录。
如果巴顿有幸完成此书,他必定痛斥盟军的错误。盟军的罪恶在二战后被刻意隐瞒,比如盟军进行的德累斯顿大轰炸,这是对平民的肆意屠杀。本来德累斯顿完全没有军事意义,而纳粹德国当时已经没有翻盘的可能。为什么要在这样的时刻对德累斯顿进行地毯式轰炸?轰炸中,每炸死一位德国成年男人(不是军人),就要炸死5位妇女和儿童。当时的统计是25万人死于轰炸,后来被英国和美国“轻描淡写”成3万。
战后60年来纳粹的档案在苏联和美英的手中,但是他们都选择了不予公开,怕的就是其中内容和他们宣传的相悖。直到前几年,这些文件才得以公开给历史学家,从中居然找不到哪怕一条要屠杀某个族群的指令。按德国的系统,如果没有书面指令,什么都执行不下去。因此,这就意味着在历史上没有所谓系统的屠杀计划。
尽管在纳粹档案里没有种族灭绝计划,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在二战后期的确有另一个种族灭绝计划,这不是德国设计的,而是美国犹太人摩根韬设计的“摩根韬计划”。这个计划如果实行,将毫无疑问饿死数千万德国人,因此被称作种族灭绝计划。当时摩根韬是罗斯福当局的财政部长,位高权重。幸好接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没有采纳摩根韬计划,而是采纳了马歇尔计划——重建德国。
二战有太多的疑问经不起质疑,于是,只好不许质疑。二战的恶果之一是西方在战后也陷入了“文字狱”:如果质疑“大屠杀”事件,在德国是刑事犯罪,在很多国家都是罪行。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你可以质疑上帝,却不可以质疑一个历史事件?我们热爱源于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正因如此,我们对这些西方社会中的逆流更加深恶痛绝。
苏联过去每年都要大张旗鼓纪念二战的胜利。他们纪念的不是战争的教训,而是他们以此得到的辉煌。但是看看周围国家和人民对苏联的态度,我们就知道其胜利只是意味着别人的痛苦。当苏联最终从这些东欧中欧国家撤出时当地人们兴高采烈,足以说明当年所谓“解放”是何等名不副实。
又到了胸前佩戴红罂粟的时候了,请你理解它的意义,不是为了昔日的胜负,而是为了曾经的悲剧,以及直面历史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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