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一郎二战反思录（深度好文）-财富历史人生
姜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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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糟糕透顶的战争，也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三个野心勃勃的国家遭到了彻底的破产，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苏联与民主国家的典范——美国——之间的冷战。这场较量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最终以民主国家的胜利而告终。可以说，冷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延续，但二战彻底消灭了大国们进行新的世界大战的信心与决心，确保了世界迄今为止的相对和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次现代化的传统战争。以德国为首的法西斯国家企图用现代化的手段获得传统的资源（石油），以便在世界格局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但其期望值明显超出了自身的实力，以至于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阿拉曼失败之后，德国的战术胜利再也无法上升为战略上的主动，不得不一直被动到柏林战役，并随之彻底毁灭。
纳粹德国是怎样灭亡的？这是个问题。1941年德国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也是继美国之后第二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综合军事实力超过美国（美国在二战前的军备薄弱到开玩笑的地步——连他们的钢盔都是从英国进口的），其文明程度超过俄国。纳粹何以在4年之内没有内乱的情况下迅速崩溃？传统的说法认为：希特勒发动对俄国的战争导致德国的失败。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一、入侵苏联的抉择
1941年的苏联拥有名义上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更重要的是，苏联是一个富有侵略性的国家。在斯大林统治下，这个国家与世界文明的潮流格格不入，导致“俄罗斯无法以常理揣度”。1936年，苏联的大清洗以“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而升温，斯大林借机牢牢地控制了苏联军队。1940年，斯大林发动了臭名昭着的入侵芬兰的战争，其同样臭名昭着的军队在弱小的芬兰面前打了一场极不光彩的、损失惨重的战争，使苏联红军成为全世界的笑柄。但在这场战争中，苏联充分体现了它的个性：惨无人道、粗暴无理、不计代价和贪得无厌。在这场战争的同时，苏联入侵了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以及罗马尼亚的德涅斯特河地区。侵略的利齿并没有因为碰到了芬兰这样一块硬骨头而有所收敛。这样的一个国家，其存在便是任何人无法忽略的危险。作为同道中人，德国非常明白这一点。实际上，早在1940年朱可夫便提出了入侵德国的设想，而入侵德国无疑是斯大林战略设想的基础和顶峰。
与苏联相比，德国在1940年6月到1941年6月间恰恰是最危险的时刻。虽然德国在欧洲大陆上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是这些胜利因为英国的顽抗而大打折扣。德国仍然是一个四面受敌的国家，其重要的战略资源——石油——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德国在欧洲的势力也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在西北方向，德国的出海口被英国牢牢封锁住。在南端，西班牙因为忌惮英国而举棋不定（佛朗哥在二战中的外交政策被公认为是最为得当的。正因为如此，其政权延续到二战以后并得到善终）；意大利的无能导致麻烦不断。意大利政权在名誉扫地之前与其说是德国的盟国，倒不如说是一个捣蛋鬼，除了闯祸以外没有别的作为（德国某位将军的名言是：如果意大利是你的敌人，你可以派5个师去击败它；如果意大利保持中立，你得派10个师去监视它；如果意大利是你的盟友，那么你需要派20个师去帮助它）。在东南方向，罗马尼亚与德国脆弱的关系由于后者没能有效抑制苏联的侵略而进一步恶化。而横亘其中的匈牙利则与罗马尼亚久有世仇，两个小兄弟面前，德国难以做主任何一方。在南斯拉夫，反德情绪导致其政权不稳；在希腊，由于意大利的愚蠢入侵和无能表现，它已经彻底与法西斯国家决裂；在东方，苏联是一个跌跌撞撞的巨人，随时可能闯进欧洲，把一切砸烂；在东北方向，芬兰对德国在苏芬战争中无所作为感到寒心，其领袖曼纳海姆倡导的是民主体制，认为德国与苏联是一丘之貉，因此心存戒备。
可以说，德国1940年6月在欧洲的胜利是基于与苏联1939年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取得的。这个条约并非是免费的，德国为此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是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除了赢得苏联的友谊以外，几乎失去了所有国家的信任。而“苏联的友谊”除了字面上的宣传意义以外，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因为这个国家即便知道“背信弃义”的害处，那么这个时期也早就过去了。事实证明，苏联与德国一样是一个露骨的侵略国家。
如果德国不在1941年发动侵苏战争，那么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将如同苏联、日本一样彻底破产，其经济命脉——罗马尼亚的石油——也将最终失去：不是被苏联夺走，就是被罗马尼亚的反苏势力所要挟，而德国作为现代化国家，失去石油将意味着毁灭。
从军事角度来讲，德国在西线已经毫无作为，其薄弱的海军力量不是英国的对手，尤其是德国空军被证明难以战胜英国皇家空军以后。希特勒明白，即便占领英国，其政府也会逃到加拿大继续作战。海路仍然会被英国封锁，德国占领英国就如同得到法国、比利时、丹麦、荷兰一样，得到的都是对德国来说毫无互补性的国家，其战略意义甚至不如一个贫困落后但石油充沛的罗马尼亚。因此，德国军队在1941年冲向东方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二、入侵苏联以后的抉择
德国入侵苏联后，希特勒其实在进行两场战争，一场是对俄国人的，一场是对德国的将军们的。从1941年6月到10月，后一场战争甚至更激烈。
德国的将帅都是军事上的出类拔萃之辈，但除了军事以外几乎一窍不通。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些将军顽固不化，死硬到底，与希特勒矛盾百出。例如，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希特勒要在苏联中部取得重大胜利后不继续向莫斯科前进，却反而南下攻克基辅。希特勒早已经意识到德国与苏联的战争将演化为总体战，即国家整体实力间的较量，因此对乌克兰垂涎三尺。但德国的将军们对攻克敌人的首都更感兴趣，其思维还停留在拿破仑时期。实际上，拿破仑虽攻克了莫斯科，但仍然遭到了失败。而希特勒发动的基辅战役则成就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合围歼灭战（消灭一个方面军，俘虏66万人），从而使德国在整个二战中第一次（也是短暂的、仅有的一次）在战略方向上取得了微弱的数量优势，但这一优势却在莫斯科的漫漫长路上、在俄罗斯泥泞的缓慢爬行中逐步丧失。
在随后对莫斯科的战斗中，希特勒与其说打输了一次战斗，不如说输掉了一次赌博。可以说德军在莫斯科城下的表现，除了运气稍差以外，基本上是可圈可点的。从莫斯科战役后半程（1941年12月7日以后）来看，德国在给红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后，仍然在恶劣的环境下、在遭到意料之外的打击后，能够成建制地保存了下来，使红军的第一次战略反击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为1942年的成功反击打下了基础。
1942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激烈的一年。德国在这一年里最接近成功，但在成功的一刹那却耗尽了体力。在这一年里，德国不断打胜仗，但却再也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德军击败了红军所有对其的挑战，导致红军在1942年下半年德军到达斯大林格勒以前放弃了所有向德国人的挑战，使德军再也没有歼灭其有生力量的机会，只能取得非常有限的局部胜利。在这些胜利中，德军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战果（虽占领大片领土，但同时也拉长了补给线），耗费了大量精力，最重要的是，德军失去了对红军主力的判断，进而产生了错觉，将苏联视为一个即将崩溃的国家。这一判断可以说是有道理的，但远远没有那么乐观。红军素质低劣的部队不足以对德国主力形成压力，但仍然可以挑战其主力的一部分（比如斯大林格勒城下的第六集团军，俄国人后来真的做到了这一点）。
1942年7月以后，德国在斯大林格勒地区与苏联的博弈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关键的时刻。两种势力在这一瞬间都达到了临界点，德国人此时并非没有获胜的资本，胜利的天平即将向德国倾斜——德国人只要能占领斯大林格勒，就可以赢得东线战场，从而彻底颠覆苏联的数量优势，反法西斯战争中最重的筹码仅在于此。
但是在这种关键时刻，德国人却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他们本以为这样的时刻早在1941年和1942年上半年就达到了，现在仅仅是收尾罢了。于是他们将兵力一分为二，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攻打斯大林格勒，克莱斯特的坦克集团军长驱直入高加索，急迫地想取得苏联油田，弥补自身日益告窘的油库。在这一时刻，德国的“先天不足”——贫油——终于导致了最大的战略败笔——分散兵力。其恶果就是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在距离胜利仅仅几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而高加索的德军一路如入无人之境，但除了占领荒郊野岭之外，强大的火力却无处可施，最终由于缺油困在了苏联的油田之外。
在1943年，德军已经毫无胜利的希望。苏联曾经大肆吹嘘的，完全不依靠天气取胜的库尔斯克坦克战（1943年7月）的胜利，现在已经被证明是一场苏军以6倍于德军的巨大损失赢得的残酷的消耗战。而从1941年底开始，美国用租借法案援助给苏联的物资可以使红军毫不在乎自身的损失，其任何消耗都可以实报实销。
三、德国失败的根源
由此可以看出，德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在进行一场与其自身实力毫不相称的战争。为了应付这种差距，德国人决心依靠科技与组织的优势，同样进行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即：闪电战，并几乎取得成功。在苏联战场出现以后（包括美国参战），德国的不对称劣势更为明显，但德国依靠不对称战争所取得的胜利则同样耀眼，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不对称。但在1942年，斯大林开始放弃与德军的正面交锋，使德国没有消除不对称的机会。加之斯大林格勒残酷的消耗战与包围战，德国的一个精锐集团军被毫不留情的成建制消灭。德国从此再也不具备拉回比分的资本，只能以两败俱伤的形式苦苦支撑。而这“两败”对德国的害处无疑更大，更糟糕的是，苏联红军在残酷战争中的不断失败，反而锻造了一支经验丰富的作战队伍，以至于在二战结束时，苏联红军已经在质量上全面超越德军。最明显的例子是在1944年罗马尼亚战场，德苏伤亡比创纪录地达到了10：1（当然，这里有一些另外的因素。在那场战争中，罗马尼亚人突然背叛了德国人）。而在匈牙利，德国响当当的精锐部队，驾驶着世界上最先进的坦克，却没有在苏联二流部队上讨得半点便宜。虽然此后在波兰，德国精锐部队仍然依靠过人的素质顽强地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它们对大局再也不能发挥作用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么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打输了一场本应该输掉但却差点取胜的战争。究其根源，在于德国没有能够自始至终通过不对称的战争弥补其不对称的劣势。
德国的失败，在于没有迅速击败苏联。而苏联之所以没有被击败，在于它能够在1941年和1942年坚持下来，归根结底，在于1941年苏联没有在莫斯科崩溃。
应该考虑一下这一种有趣的思路，即：苏联能够坚守莫斯科，零下52度的低温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德国如果能在5月份入侵苏联，这一灾难完全是可以抵御的。为什么德国在5月没有发动进攻呢？
1941年5月，德国侵苏的主力还远远没有到位，因为在那一时刻，德国发动了对南斯拉夫和希腊的战争。在这段宝贵的时间内，德军迅速征服了这两个山国，却没有因此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实惠。
德国对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入侵，其根源在于意大利莽撞地入侵希腊。而在希腊，一个法西斯国家（意大利）竟然被这个小国轻易击败，在国际上使法西斯国家名誉扫地，英国抓住机会，对希腊进行了军事支援。希特勒不能允许英国再次踏上欧洲的领土，盛怒之下意欲援助盟友。此时南斯拉夫又发生反德政变，亲英国王摄政，导致德国推迟侵苏战争的时间表，以消灭这两个不老实的山国。
由此可以推断：正是1940年意大利对希腊的入侵，导致了德国的最终失败。这样的结论虽然有些耸人听闻，但是除去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外，从整个战争形势来看，意大利的行为，正是德国丧失继续不对称战争特性的肇始。入侵巴尔干的战斗，一方面间接致使德军的不对称战争不得不在俄罗斯的冰天雪地中难以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德国的不对称形势因此变得更加明显：西班牙由于意大利的失败更加坚定地奉行中立路线，不愿意协助德意攻打直布罗陀，令英国在地中海和北非生存了下来，进而继续在北非耗费德国人有限的兵力（隆美尔大名鼎鼎的“非洲军团”——其实只有3个德国主力师，尚不及一个德国东线集团军群的零头），并最终消灭了他们。
德国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领域可以说独具慧眼，险些成为最大的赢家。但是对于这个国家而言，它的每次赌博都必须要赢，输掉一次便足以致命。它的对手则要宽松得多，德国好比拿破仑，打赢了50场战役，却输掉了最后一场。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损失了33万德军（其中9万被俘）便由胜转衰。但在明斯克，斯大林损失了30万，在基辅损失了66万，在布良斯克损失了60万，在哈尔科夫和塞瓦斯托波尔损失了50万，但这些失败对于斯大林则无关痛痒，因为在损失这些部队的同时，苏联赢得了时间。在这些时间里，天气可以变冷、美援在源源送到（美援之多甚至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二战中后期大部分苏联卡车都是美国制造的）、工厂在搬迁、西伯利亚的工业基地在兴建、国内大量男性青年正在转化为战斗力，而德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则在一天天的减少（到44、45年，德国的飞行员由于没有汽油而得不到训练，大量坦克由于缺油在撤退时不得不白白丢掉——这些德国坦克是当时世界上最恐怖的地面兵器）。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最关键的时间——1941年5月，斯大林完全可以为这一个月多付出100万人的代价，希特勒却不得不搭在南斯拉夫和希腊身上（这还不包括在希腊的克里特岛赔掉了一个精锐伞兵师。斯大林格勒的残垣断壁间，一个以近战见长的伞兵师能够发挥多么大的作用！在1944年的意大利，德国伞兵在类似于斯大林格勒的环境下狠狠的教训了英美联军），而原因仅仅是为意大利撑腰，这笔帐无疑是德国一系列失算的开始。
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科技含量
从轴心国的角度来说，日本与意大利在战争科技方面几乎毫无建树。而对于德国而言，它几乎垄断了二战中所有科技创新的层面。
由于德国发达的工业体系与科学发展程度，在二战中，德国人在各个科技领域成功的取得了飞跃性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光学技术、导航技术、火炮技术、火箭技术、飞行动力学、化学等。
在盟国方面，美国凭借着强大的国力奋起直追，在各个科技领域取得了同样突出的成绩，尤其是在原子物理方面，以较大的优势超越了德国，并最终以原子武器结束了太平洋战争。
与传统的认识不同，德国在二战前期及中期猖狂无忌的时候，其科技优势却并不明显。以1941年来说，德国最先进的4号坦克仅仅是装备76mm榴弹炮的中型坦克。而苏联在当时已经列装了配备76mm反坦克炮的T-34/76型中型坦克与KV1型重型坦克，在坦克战中完全有可能取得优势。在空军方面，德国BF109战斗机与英国“喷火”战斗机不相上下，尽管在一些性能方面仍占劣势，而英国在四引擎战略轰炸机领域则全面超越德国。
直到1943-1944年，德国武装力量在各个方面均取得了空前的进展：MG-42通用机枪、MPG44突击步枪、“铁拳”反坦克火箭、“虎”、“豹”式坦克、FW190战斗机、ME262喷气式战斗机、ME163火箭动力战斗机、V1巡航导弹、V2弹道导弹、红外线夜视仪、XXI型潜艇...这些革命性的武器纷纷粉墨登场，给德国的敌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恐慌。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德国的技术优势却并没有化为战争优势，虽然德国军工人员在战争科技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革命性的成功。但设计出来的武器要么没有转化为战斗力——它们还在图纸上，要么就是被淹没在敌人数量的海洋中。有人预测过，如果战争延续到1946年，那时的战争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苏联的坦克群将在德国的反坦克导弹前变成废铁。盟军牢牢控制的制空权将会被如ME262战斗机这样的喷气时代的革命性战斗机夺回。在那个时刻，德国人早已经掌握了地空导弹技术，美国的轰炸机群将成为靶子。而在海洋深处，XXI型潜艇将大行其道，把盟军的舰船送入海底。在这一切都变得对德国越来越有利的时候，德国的V1、V2导弹将频繁袭击敌人的港口、城市，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这种场景无疑非常可怕，而且并非耸人听闻：1945年5月4日，德国XXI型潜艇U2511潜入了英国舰队队列，英国巡洋舰“诺福克”号已经被套入了德国艇长的瞄准镜。最终拯救“诺福克”号巡洋舰的并不是英国的反潜技术——对于XXI型潜艇来说，这种技术并不足惧——而是几个小时之前的停火协议，这次行动是XXI型潜艇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航，假如战争再延续几个小时，德国的新式武器就将发挥作用。
不过，即便有这样的例子，这种假设也很难真的变为现实。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德国五花八门、变幻莫测的新式武器注定不可能在其灰飞烟灭前大量投入使用并扭转乾坤，因为：
（一）这些武器无法改变一个现状——德国是贫油国家，失去了石油便失去了一切，德军在二战末期是各主要交战国军队中机械化程度最低的，因为德国的油路已经被切断，德军已经成为无足之师，不可能再进行战略反击。
（二）新式武器同样无法改变的是，德国已经耗尽了战争的血液——士兵。1945年，德国老兵已经不复存在。在美国，一个王牌飞行员在击落了一定数量的敌机后便会成为飞行教官，不在一线拼命。而德国恰恰相反，这些王牌飞行员不得不一天到晚的飞行，在取得了天文数字般的战绩同时，他们也相继成为猎物。而那些菜鸟飞行员却再也得不到空战英雄们的言传身教。在地面上同样如此，大量新兵被活生生推上战场，在敌人第一轮炮火后不是被吓瘫就是变得疯狂，进而被敌人屠杀掉。
德国在战争中损失了900万人，这已经是这个国家的极限数字。遭受这样的损失后，不可能再有任何翻盘的机会了。
（三）原子武器的出现使常规兵器的进步大打折扣。美国在战争科技中虽然大都落后于德国，但是在原子武器的竞争中却取得了冠军。作为唯一一个掌握核技术的国家，美国可以肆无忌惮的用其攻击任何一个敌人，而不是像今天这样小心翼翼。
因此综合来讲，德国没有机会依靠科技的进步挽回战争，因为战争是政治的一部分，战争科技同样如此。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说，德国没有称霸的基础（四面受敌、贫油）。从社会体制的角度来说，独裁政府无法有效激发人民的战争热情，最终被自己的人民所唾弃。对于这一点，二战末期的德国似乎并不明显（因为他们分明是在视死如归地战斗），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支持德国人顽抗到底死不投降的动力并非是纳粹制度的“优越性”，而是大多数德国人恐惧一个更加独裁的国家——苏联。
早在1943年，德国人就曾自发地组织对抗纳粹的力量——德国的“白玫瑰”事件便是如此。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的案件更是一个鲜活的例子。有趣的是，参与暗杀的德国军官们没有一个想向苏联红军投降，他们只是想向西方投降，以便把有限的力量调到东方与苏联决一死战。
由此可见，德国落后的社会制度决定了它比美国略逊一筹，而苏联的专制则决定了它比德国略逊一筹。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大量德国科学家不为自己的祖国效力而是“用脚投票”选择了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帮助敌人制造可能用来对付“祖国”的原子弹，也不难解释苏联大量的优秀军官为什么被斯大林自己消灭掉了。苏联的科学家（图波列夫、雅克夫列夫）甚至不得不在自己的监狱里为自己的祖国设计兵器，成为了战争史上的荒诞剧。在二战结束后，大量德国科学家将美国作为自己投靠的首选，使美国在战争科技方面全面超越苏联。一些科学家甚至选择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如德国福克?沃尔夫公司的着名飞机设计师谭克教授），尽管这样的国家没有实力，不可能像苏联那样提供强大的研究资金（有趣的是，德国的秘密警察却宁可选择苏联，其盖世太保头子——缪勒——据传投靠了莫斯科，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专长无疑能够在克格勃派上用场）。
当然，这个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科技角度，而广泛存在于战争的方方面面。只不过由于在战争的形式越来越依赖科技的时候，政治与科学的相互作用，便将对战争的发展起到更为明显的作用。
五、传统道德与二战的冲突
纳粹制度极富颠覆性，因为这是一个崇尚科学而不是道德的制度。它凭空捏造了犹太人妄图控制世界的阴谋，并想通过技术手段消灭整个民族。德国秘密警察的实际操纵者——海德里希——甚至认为天主教会也是德国的敌人（毫无宗教信仰的人总是能够创造并发现很多骇人听闻的阴谋，苏联也曾炮制出“犹太医生阴谋”），有证据表明，他计划培养特务长期潜伏于教会内部，以便于有朝一日能够颠覆这个组织。
对于德国和苏联这样的国家，没有什么事不可以去做，也没有什么道德标准可以去约束，这些国家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模式，将很多事情发挥到了极致。
在二战以前，没有任何文明国家曾经做过“毁灭民族”这样的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土耳其凯末尔政权曾经屠杀了数百万亚美尼亚人，但土耳其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野蛮的”国家，出现这种事情也并不难以想象。但是德国作为一个“文明的”国家，竟然利用“文明”的工具发明了杀人工厂，为科学写下了耻辱的一页。无独有偶，苏联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这个国家把哥萨克民族、卡尔梅克民族、车臣民族流放到中亚沙漠或西伯利亚的雪原，创造了流放民族的新纪录，也让“爱国主义”在那一瞬成为了贬义词。
在二战以前，文明的国家之前从来都遵守战争准则，从国际法到《日内瓦条约》。但二战撕下了这个面具。在东方战场，苏德两大国的战争从一开始仿佛就在进行一次宗教式的、毫不留情的厮杀，1941年，德国出台了《政委法令》，告之德军：苏联军队中的政委俘虏可以直接处死。当战争越来越残酷时，不仅仅是政委，普通红军士兵也完全可以因为苏联不是《日内瓦条约》的签字国而被轻易处死。而在苏联一方，不仅仅是德国战俘，包括被解放的己方战俘也被残酷的虐待（因为这些人竟然没有“理所当然”地英勇牺牲）。
德国和苏联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即任何规则通通无效，胜利才是硬道理，只要目标高尚，手段可以卑劣，战争成了一场赤裸裸的屠杀过程。
在西线，传统的道德观也在经受挑战。1940年，德国空军毁灭了英国的考文垂，从此，战略轰炸再也不用区分“民用目标”和“军用目标”了。根据“总体战”的原则，国家机器的任何一部分都可以作为战争用途——从婴儿到大炮——人民——本身就是战争工具，因此消灭敌方人民也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手段。在1944-1945年，德国人自己也尝到了“总体战”的苦果，越来越多的居民区被大轰炸消灭了。任何一个德国人，无论妇女、儿童、老人，都是盟军轰炸理所应当的目标，盟军飞行员甚至得到了随军牧师的教导——消灭这些人无须受到良心的谴责——上帝会原谅这些屠杀。
把战争进行到这一地步的结果是任何行为都不受控制。盟国飞行员被击落后越来越多地被德国平民用私刑处死（相对而言，被德军俘虏更安全一些）。而党卫军在开启毒气室的时候，也在认为是为自己的人民报仇。1944年7月，德国的“希特勒青年师”在法国的卡昂打了一场出乎意料的战斗。20出头的德国青年们竟然用血肉之躯生生挡住盟军半个月之久，其“英勇”程度完全不亚于困守斯大林格勒的苏联同行们。而另外一支“英勇”的队伍——党卫军“帝国”师，因为遭受了法国游击队的袭击，竟然把一整村的法国平民全部屠杀，所有参加屠杀的当事人也都在随后的战斗中“英勇地”“为国捐躯”了。
当战争越来越残酷的时候，昔日那些英雄的光荣传说彻底破产了。纳尔逊、拿破仑时期的绅士风度开始与现代战争格格不入。“对敌人的宽厚就是战友的残酷”成了二战战士的座右铭。屠戮妇婴的军人不再被唾弃而是理所应当，“爱国主义”成了枪毙战俘与奸淫妇女的借口，成了流氓行为的辩护词。
经过二战的震撼，更多的人对战争与祖国、英雄与荣誉重新理解，反战越来越成为时代的主流。这一思想浸透在了大量的文学着作中，如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其主角尤索林是美国轰炸机的机长，按说应该成为“反法西斯斗士”一类的英雄，但是相反，尤索林的英勇与机智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集中在如何逃避执行战斗任务上。在这部小说里，那些热衷于战争的人不是野心家就是白痴。如果退后30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种思想是任何人也无法容忍的。
在苏联，残酷的战争导致了一个奇怪的人的出现，他就是索尔任尼琴。作为一名红军战士，他因为在战争书信中流露出对斯大林的不满而被流放，进而使他成为了一个作家。他开始收集祖国的各类阴暗面，包括奸淫德国妇女、流放本国人民和其他红军的斑斑劣迹，成为了“地下作家”，并因其代表作《古拉格群岛》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尤索林与索尔任尼琴都是二战的产物，都是“反英雄主义的英雄”，他们竭力贬低和讽刺祖国，但都各自成为了自己祖国文学的显着标志。
如果说二战的暴行与二战后的反战文学有什么联系的话，那么可以这么总结：在以前的战争中，人们认为战争是可以控制的，其行为是可以被约束的，进程可以是文明的。但总体战的到来却否认了这一点，人性的荒谬与残暴被尽情地释放，战争成了毫无规则与理性的屠戮。作为政治的延续，人们对战争的置疑延伸到了政治的主角——国家——人们开始考虑国家利益是否值得毁灭人性，暴行可否假国家之名施行。由此，人们不再关心“爱国主义”，不再要求自己“我为国家做了什么”，而是思考“国家为我做了什么”。既然爱国主义可以要求普通的人们参加军队，入侵波兰、苏联，那么也可以要求普通的人们去看守集中营、开启毒气室，这样的“爱国主义”到底还有什么价值？
因此，二战之后的战争一直被人民所置疑，最明显的是越战中美国的人民不去支持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军队，而是成了“垮掉的一代”，转而在毒品与反战中追求自己的价值。到了今天，反战主义变得更为成熟，对“祖国”的置疑则更加强烈，并直接导致了“人权高于主权”的思想。有趣的是，这一思想再次成为新的战争的导火索（伊拉克反恐战争）——这一系列变化清楚地诠释了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的定义，即：无论好战还是反战，只要政治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因为用战争消灭战争仍然被认为是可行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