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一郎于欢杀死辱母者，警方过错应予重点考量,民警是否失职？-教师必读
姜一郎
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办公楼（右），于欢及其母亲曾在这里被催款团伙控制、侮辱，最后酿成血案。图据《南方周末》
来源:华西都市报原标题：刺杀辱母者何以判无期?
“于欢妈妈被那些人侮辱时，我看到了。他刺杀那些人，我没看见。因为我当时正在门口阻拦正准备离开的警察……”3月25日，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于欢的姑妈于秀荣说。
于欢，山东聊城人，因犯故意伤害罪，2017年2月17日被山东聊城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该案一审判决书中看到，于欢持刀故意伤害四人，致一人送医不治死亡，两人重伤，一人轻伤。受害的四人系向其母亲讨债者。四人在讨债过程中，存在侮辱、打骂于欢母亲及其本人的行为。
该案经《南方周末》报道后，立即引发公众对聊城中院一审判决的讨论。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注意到，其中最大争议点系“于欢行为是否属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
案情回顾
引发争议的暴力催债 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
于欢今年22岁，其母亲苏银霞因经营工厂资金周转困难而向某地产公司老板吴学占借款，前后累计借款135万元，约定月息10%。此后陆续归还现金184万，以及一套价值70万的房屋抵债，还剩大约17万余款实在没有资金归还。因此，苏银霞遭受到暴力催债。
2016年4月14日，由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10多人的催债队伍多次骚扰苏银霞的工厂，辱骂、殴打苏银霞。案发前一天，吴学占在苏已抵押的房子里，指使手下拉屎，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要求其还钱。当日下午，苏银霞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但并没有得到帮助。
第二天，催债的手段升级，苏银霞和儿子于欢，连同一名职工，被带到公司接待室。11名催债人员围堵并控制了他们三人。其间，催债人员用不堪入耳的羞辱性话语辱骂苏银霞，并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他母亲嘴上，甚至故意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催债人员杜志浩甚至脱下裤子，露出下体，侮辱苏银霞，令于欢濒临崩溃。外面路过的工人看到这一幕，让于欢的姑妈于秀荣报警。
警察接警后到接待室，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看到警察要离开，报警的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于秀荣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被催债人员控制的于欢看到警察要走，情绪崩溃，站起来试图冲到屋外唤回警察，被催债人员拦住。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乱捅，致使杜志浩等四名催债人员被捅伤。其中，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克死亡，另两人重伤，一人轻伤。
对话姑妈
2016年4月14日，于欢母亲苏银霞公司内。催款人赵荣荣又一次来催款。那么，那天到底发生过什么？
2017年3月25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对话于欢姑妈于秀荣。
于欢动刀时 警察正准备驾车离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你看到过于欢妈妈被侮辱那一幕吗？
于秀荣：我清楚，我就在窗外，他们在屋里头，在接待室。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你看到了什么？
于秀荣：我一直和于欢、于欢的妈妈在公司，是他们在放黄色录像，还隔着窗户喊还钱，还不来钱就去卖，卖一次一百块钱，只喊苏银霞还钱，好像有一个叫赵溶溶（音）的女的。下午吃了晚饭以后，另一个证人曾二小（音），在接待室侮辱他妈妈，他一会儿脱裤子，我在窗外看着的，因为有个人老是拦着不让我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于欢看到自己妈妈被侮辱是怎么样一种表情？
于秀荣：当然是气忿了，老攥着拳，但是他也不能反抗，就在沙发上坐着，他妈妈也坐着。两人西边沙发坐一个，东边沙发坐一个。那边的人是站着。有个人直接就脱了裤子，对着他妈妈。这个时候，有人往外跑，告诉我老公抓紧去报警打110，这一次跟往前的不一样。屋里的人听见说打110，就问我是不是报警了？我说不是，他伸手就把我的手机夺过去，然后把我手机摔了，踹了我一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警察来了做了什么？
于秀荣：警察来了就直接进接待室了。我一看警察来了，就以为和往常一样，跟他们说说就不再闹了。于是我和我老公就出去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于欢最后的行为你看到了吗？
于秀荣：就是这个我没看到，我在跟警察交涉呢。我没想到出事，我见警察要离开，就在警车前头拦住车，说你们不能走，你们走就把我轧死吧，如果你们走了十几个人就侮辱他们两个，要是出了人命怎么办？就这个时候我抓了一个女警官一下，她把我胳膊甩掉说：“别告诉我，告诉我干什么，”说了我一顿。然后有一个司机已经上了车了，下面这一个人就说下来吧，去看看去。我和警察一块儿进大厅。刚走到大厅台阶，一个人出来了，就听着说“开车开车，小子来精神了，挠了我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挠了我了就是刺到我了是吧？
于秀荣：对。然后出了大厅门口叫车。他开着车自己就走了，有人要替他开车，他说不用，他自己开车走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于欢刺杀一幕，实际上就是在警察准备离开时？
于秀荣：对、对。警察进接待室之前，于欢与他妈妈他们两个都坐着，没有反抗的能力；但是警察一来，他俩都站起来了，站起来一看警察又要走，就急着往外冲，要跟着警察出去。但是这时候那些人就把他们堵在屋里，截住他，把于欢按到沙发上揍了一顿。
焦点追问
为何于欢“不存在防卫紧迫性”？ 律师：构成正当防卫，不应承担刑责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被害人存在过错，且于欢能如实供述，对其判处无期徒刑。为何不认定正当防卫？法院的解释是，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民警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为此，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北京京师（天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殿学律师。王殿学表示，根据目前媒体报道的信息，刺死辱母者的于欢构成正当防卫，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他认为，正当防卫有三个特征，针对的是不法侵害，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时候，针对的是不法侵害人。
根据媒体报道，首先，杜志浩等人实施的是不法侵害。因为债务纠纷涉及高利贷，所获利益不受法律保护。按于欢姑妈的说法，实际上钱已经还完。哪怕还有17万元，也只是一个小尾巴，远不至于让杜志浩他们连续施暴。
事发当天，杜志浩领人继续讨要高利贷债务。根据媒体报道的案发当时的情况，杜志浩等人的行为，可能已经涉嫌寻衅滋事、强制猥亵、非法拘禁等犯罪行为，而且使用的暴力手段，也可能涉嫌抢劫或绑架。
其次，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中，于欢的防卫也是针对的不法侵害者本人。
因为，杜志浩等人的不法侵害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其间有人报警，警察来后只是让杜志浩等人不要打人，然后离开。“看到警察离开，情绪激动的于欢站起来往外冲，被杜志浩等人拦了下来。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摸起一把刀乱捅，杜志浩、严建军、程学贺、郭彦刚四人才被捅伤”。
另外，王殿学表示：于欢的行为还构成特殊防卫，即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的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而杜志浩等人涉嫌寻衅滋事、殴打、强制猥亵，还脱了裤子，随时可能实施其他犯罪行为。王殿学认为杜志浩等人有犯罪行为，其暴力程度远超一般情况下的抢劫和绑架，已经严重危及于欢及其母亲的人身安全。因此，于欢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应负刑事责任。
判决书为什么没提及侮辱细节？ 媒体：放黄色录像、将烟灰弹胸口
此前曾有媒体采访目击者时提及，催债人员对于欢的母亲苏银霞的侮辱行为，不仅仅包括脱裤子，脱于欢的鞋来堵嘴等，还有如放黄色录像，以及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等行为。
3月25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于欢代理律师处获得一审判决书。在这份判决书中，关于催债人员对苏银霞的侮辱行为，如放黄色录像，以及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等证人证言证据，确实未能得到体现。
按照我国法律，当证据被提出后，均需记录在案，只用“采信”及“不予采信”予以区别，这种没有记录在案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
3月25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尝试与聊城市冠县公安局工业园区派出所取得联系，求证为何判决书提及证据与证人所提供的证据不符，但电话并未拨通。
处警民警是否失职？ 证据：有执法记录仪记录案发情况
有媒体报道，根据视听证据，警方在案发房屋的时间只有三四分钟。一个关键问题是，处警警察为何进屋后，又离开事发房间，而没有带走当事双方？
一审辩护律师田明对媒体称，“警方没有走，整个过程都没走，只是离开那个房间，走到屋外，当时于欢和他的母亲的手机都被收走了，警方可能是到外面去寻找报警的人，看是谁报的警，到底看到什么情况了。而于欢则很可能基于错误认识，认为警察走了，他很激动要出去，而这目的又没有实现，所以他认为自己没有得到保护。”
那么，到达现场的警察，是否知悉于欢被目睹母亲遭人露下体侮辱的情况呢？判决书中的“视听证据”显示，处警民警用执法记录仪记录了案发当晚处警情况。警察是否知悉侮辱情节、当事人是否陈述被侮辱，执法记录仪应有记录，但判决书没有提到。（记者 梁波 沈轶）
文丨江玉楼
《南方周末》3月23日报道了山东聊城一起催逼高利债导致的杀人事件。暴力催债团伙三伤一死，杀人者于欢是被一起羞辱的欠债人苏银霞儿子。一审判决于欢犯下故意伤害罪，考虑受害人过错，判处其无期徒刑。社会舆论不接受这个判决，认为它显失公正。
一审在量刑的时候，认定被害人有过错，同时认定于欢配合拘捕，坦白交代，所以做出如上判决。辩护律师的意见，则集中在于欢是防卫过当，因为新闻报道对此部分法理较少涉及，有语焉不详之感。实际上，此案重点更应该是警方过错，这才是量刑关键。
我们看到，这个报道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一是它揭示了暴力催逼高利债的种种恶性，除了常规恐吓之外，包含逼停正常生产，利滚利无休止的贪婪，以及令人发指的羞辱恶行。本案中，催债人当着儿子的面，拿出生殖器磨蹭苏的脸，于欢杀人被认为缘于可理解的激愤。
本案揭露的第二个重点，是警方在介入此类明显是黑恶性质的催债时，不能有力阻止，实际言行或有偏袒放纵。民警在接到报警，进入催债团伙羁押苏银霞工厂的接待室时，轻描淡写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后走人。这对于事态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民警在出警之后，面对一个显然是暴力催债的恶劣现场，本应该带离施暴者离开调查，但却轻飘飘说出那种话，尤其在危险没有消除的情况下离开。警察来了又走，正是这个草率至极的处置举动，令施暴者肆无忌惮，原来叫警察也奈何不了他们，于欢随即陷入绝望。
对苏银霞与于欢的非法羁押、围困羞辱从白天持续到深夜，由于报警，于欢更害怕被报复，警察的离开，加重了他的恐惧。而我们知道，于欢杀人的时机，恰恰是在经受了母亲的奇耻大辱、警察不负责任的离开之后几分钟时间内。警察过错是杀人导火线之一。
从新闻报道看，对于警察到来又走，警方的解释是“进一步了解情况”。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这个解释相当牵强。既没有带走暴力催债人调查，又没有将双方隔离，出警的缺陷及其实际后果，与于欢杀人之间构成因果联系，法庭忽视这一量刑因素是让人费解的。
本案中被刺伤的另外三人已经对于欢提出民事赔偿。他们当然有这个权利，但作恶者的纠缠追击，与法庭无视警方过错、回避高利贷的暴力定性，也大有关系。换句话说，法庭对这起涉及高利贷暴力催债团伙、警方过错、被逼杀人缺乏一揽子全面论断，一审判决值得推敲。
比如，“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所以犯下故意伤害罪；“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于是否认防卫过当。对照判决书内容，在仔细还原于欢杀人前后各方的行为动作，这个判决不能服众，也在情理法当中。实际上，警方过错是理解整个杀人案的枢纽，不只要批评，还应该追问刑责。
总之，引爆舆论的是暴力追债人逼迫儿子观看母亲遭污辱。再纵观案子的辩护与审判，防卫过当也许是辩护策略，但警方过错理应被纳入量刑范围，与被害人过错并置，并且承担绝对关键的考量比重。这也是司法面对民间高利贷暴力滋长应该有的回应。
文丨西坡
总有一些新闻令人不忍卒读，比如南方周末的报道《刺死辱母者》。弱者在极端环境下的反应和遭遇，总是容易引起共鸣。我们很容易设想，假如自己落到那步田地，会有怎样的命运。
每一个想要逃离北上广的人，都应该读一读《刺死辱母者》。因为你要回去的家乡，可能具有同样的生态环境。事实上，故事发生地正是我的家乡，我感到深深的耻辱。
简单概括一下新闻。苏银霞和于欢是一对母子。苏银霞向吴学占借了135万元高利贷。她在还了184万元和一套140平米价值70万的房子之后还欠17万欠款。为了逼债，2016年4月13日，吴学占让手下拉屎，并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
深感恐惧与绝望的苏银霞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民警过来了解了情况就离开了，苏银霞试图跟警察一起离开，却被吴学占拦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警察不作为。这不是受害人唯一一次被警察丢下。
第二天，催债手段升级。杜志浩等11名催债人员，母子二人被控制在接待室，用尽各种污辱手段，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杜志浩甚至脱下裤子，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当着儿子于欢的面。一名工人看到这一幕，找人报警。民警来后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便离开了。
可以想见，警察的离开对受害人意味着什么。在此之前，他们人身自由完全受限，身心备受摧残，不知道还要经历怎样的折磨。警察代表着法治，代表着光明，虽然有了前一天的教训，但此刻警察是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然而警察抛下一句混账话就走了，将无助的母子彻底丢进绝望的黑洞。悲剧也就是在此之后发生的。
看到警察离开，情绪激动的于欢站起来往外冲，被杜志浩等人拦了下来。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出一把刀乱捅，杜志浩、严建军、程学贺、郭彦刚四人被捅伤。杜志浩最终因失血性休克死亡。
从报道中看，杜志浩的结局完全是自作自受。事情闹得不可收拾，警察的失职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杀人伤人的是于欢不假，但不作为的警察更应该站在被告席上。
事情并没有按应该的方式发展，火上浇油的是法院判决。聊城市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被害人存在过错，且于欢能如实供述，对其判处无期徒刑。
为何不认定正当防卫，法院的解释是，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法律的事外行本不应随意置喙，但这份判决是怎样一种强人作难！被11个催债人员围堵，遭遇那样的侮辱，却要责怪其“不能正确处理冲突”，试问，主动权何曾在他手上？！不怪催债人员不该制造冲突，不怪警察不能化解冲突，偏要怪被逼到极点的受害人不能正确处理冲突。
“对方未使用工具”又岂是否定正当防卫的理由？照这么说，徒手杀人难道就不算杀人了？杜志浩等人之前的所作所为已足以表明他们对于欢的生命安全构成了真实可信的威胁。
更可疑的是，由派出所已经出警推导出“危险性较小”。警察并没有将于欢母子带至安全区域，而是把他们留给了坏事做尽的催债人员。此外，前一天也出了警，但第二天的催债手段反而升级，更加证明这一逻辑的荒谬。
此案的社会影响和示范效应都不容低估，不能不考虑判决会向社会传达怎样的信号。
值得注意的是，在法院审理此案之前，吴学占等人已被定性为“黑恶势力团伙”被警方摧毁。在11名黑恶势力面前，不能苛求弱者的反抗姿势，否则便是以法律的名义逼迫公民做窝囊废。
法律本应援助受困的弱者，如果没有援助而迫使弱者自卫，应该反思原因。我并不主张自卫权是无限的，但法律应该充分体察自卫者所处的境地。一个救助不了弱者又不允许弱者自救的社会，是何其悲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