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一郎二战国际情报战中的中共谍报团-新周报
姜一郎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两大国际战略情报，第一个是德国闪击苏联的情报，第二个是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的情报，这两大情报谁要拿到一个，谁就是国际超级间谍。可事实上，这两大战略情报，都被中共情报人员拿到了。
阎宝航被策反始自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西北军统帅杨虎城联合行动，抓捕蒋介石。政局急剧变化，南京、西安、延安之间斡旋密使奔波不断。兵谏结束后，张学良送蒋介石返回南京，“军统”局长戴笠通知东北人阎宝航，去宋子文公馆见面。宋美龄委托阎宝航，带张学良的亲笔信去西安，安抚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宋美龄当面保证：张少帅很快可以返回西安。
西安诸将当然相信阎宝航这个少帅的亲信幕僚，立即答应放人放飞机，于是，被扣在西安的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军政大员和50架战斗机飞回南京。可是，南京立即宣布对张学良军法审判。
阎宝航意识到自己被骗了。离开西安的送别宴会上，阎宝航第一次见到周恩来。阎宝航恳切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希望多予指导帮助。”
阎宝航在调停西安事变中，为国民党政府立了功。于是，阎宝航成了蒋委员长的红人。
当时，东北的众多流亡人士正要扩大东北救国组织，高崇民向“军统”要钱，戴笠拨出5万大洋。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在重庆成立，高崇民任会长，阎宝航任副会长。人们不知，“军统”资助的“东总”背后还有共产党的支持。“东总”领导层有多位中共党员。
阎宝航亲身接触国共两党领袖，认定共产党抗日最坚决，也最有办法。1937年9月，阎宝航经周恩来和刘澜波介绍加入共产党，但党员身份不公开，仍然在国民党内部做统战工作。
抗日战争来临时，中共中央的政策走向成熟，中共阵营有了大批懂得日语、熟悉日本的人才，对日本的情报工作取得很大进展。1939年初，中共中央成立社会部，主管全党的情报工作和保卫工作。周恩来、李克农等地下活动高手纷纷走上地面，到大城市的八路军办事处公开活动，明里从事统战工作，暗中掩护搞情报。
中共情报工作以往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侦察国民党的动向。现在的情况非常复杂，新的敌人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则变成了盟友，可是，盟友有时还会放暗箭。自己的阵营也不安全，日本特务千方百计地从中共阵营拉人出去。
应对如此复杂的局面，中共展开全方位秘密部署：延安的中央社会部，主管全国情报工作，分管北方八路军各根据地的情报保卫工作；重庆的南方局，主管国民党统治区和新四军的情报工作；潘汉年系统，主管沦陷区的情报工作，针对日本和汪精卫集团。分管对日斗争的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亲自前往沦陷区第一线。
斯大林不相信“德国要打苏联”
当时的苏联也看到中共的情报能力，特意向中方借人。苏联迫切需要侦察日本的对苏战略情报。周恩来反复挑选，把一个中共党员借给苏方。这个跨国情报员就是阎宝航。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公开表明了日本的野心。田中奏折（注：据称由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于1927年呈给昭和天皇的秘密奏章）早已画出了路线图：日本第一步征服满蒙，第二步征服中国，第三步就是征服世界。在世界列强之中，田中奏折点了两个名：俄国和美国。
日本早就确定以俄美两国为敌。世界各国情报官不断猜测：日本是先打苏俄，还是先打美国？
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国共合作局面遭破坏。3月8日，日本驻美大使野村与美国国务卿赫尔达成《日美谅解案》。5月19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琪、日本驻英大使重光葵在伦敦商妥和平方案，由郭带往美国征求意见。
当此之时，上海、香港、南京、重庆，多条渠道都报来国际密谈的情报，中共不但能识破国内对手，而且能看透国际列强。
毛泽东警惕着日本，斯大林则警惕着德国。佐尔格（注：苏联派驻日本的谍报人员）的情报小组成效显著，1939年4月9日预见日德联盟，1940年12月25日报告德国在苏联边境集结80个师准备进攻苏联。
1941年3月到6月，佐尔格不断从东京发出密电，紧急预报德国侵苏作战“巴巴罗萨计划”。同期，潜伏西欧的谍报人员和苏联驻外武官也发回情报，就连英国和美国也数次提醒苏联。可是，苏联情报机关一直怀疑这些情报的真实性，甚至认为是英国人捣鬼，企图把进攻英国的德军引向苏联。直到收到来自中国的情报，斯大林才信了。
这份重要战略情报，阎宝航是通过一次聊天拿到的。那是重庆的一个晚宴，冠盖云集，国民政府欢迎回国述职的驻德武官桂永清。国民党同德国交谊深厚，蒋介石一直试图通过德国来调停中日关系。驻德武官桂永清回国前，德军将领特意告知攻苏计划，以示友好。
这消息当然属于绝密，桂永清也不会轻易泄露。但当天晚宴有两位顶级高官，连蒋委员长都要让上三分，一个是辛亥元老、现任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一个是现任行政院院长的孙中山长子孙科，于右任和孙科从桂永清口中得到“德国要打苏联”的消息，马上就告诉了当天也出席了晚宴的阎宝航。
周恩来认为阎宝航的情报准确可靠，立即向延安发电报告中央。为了及时送达苏方，周恩来又用俄文拟了一份给斯大林的电报，要求延安总部当天转发莫斯科。同期，潘汉年也向延安报告了“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的情报。
关键时刻还得靠内线
德国和日本有军事同盟条约，德国向苏联动手了，日本会不会策应呢？
德军攻苏不过两天，1941年6月24日，日本东京举行隆重宴会，欢迎“中国元首”汪精卫，双方签订“日华条约”。7月，日军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司令部制定“关东军特别演习”计划，大量日军从本岛调往中国东北。演习往往是突然袭击的掩护，德军突袭苏联的“巴巴罗萨”就是明证。现在这“关东军特别演习”，很可能就是日军北进的掩护。
眼看日本要对苏联动手，毛泽东点出“三北政策”：日本北进攻击苏联，蒋介石压迫新四军北渡长江，要求八路军北渡黄河。全党全军高度警惕，情报系统更是全员开动，全力侦察国际战略情报。
苏联最高统帅部情报部盯着日本，中共中央情报部盯着日本，1941年下半年，全世界的超级大谍都盯着日本东京：德军东进，日军何向？
坚守在东京的佐尔格情报最准，其情报小组有个日本同志尾崎秀实，是日本近卫文麿首相的顾问兼私人秘书。9月6日，日本天皇召集会议，为保密，甚至没有秘书记录，只有首相近卫文麿整理了一份笔记。这笔记表明：日本决定于10月中下旬向英美荷兰发动进攻。佐尔格由此判定：日本海军将南进攻击太平洋，而陆军不会北进西伯利亚。
10月18日，佐尔格紧急发报：“日本将进攻美国和英国，对苏联的威胁已经过去。”可是，就在发出这封电报的几个小时后，佐尔格被捕了。随后不久，近卫文麿首相“住院辞职”。没有公开的幕后原因就在于其顾问官—尾崎秀实是藏在首相身边的国际间谍。
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出任首相。日本的传统是军人主军，文人主政，现在陆军大将担当首相，标志着日本举国进入战争体制。全世界屏息凝神，提心吊胆，人人关注日本动向。
延安也在紧张判断。此前，据潘汉年系统从上海报来的情报分析，一直判断日本将南下。中西功（注：日本籍中共情报人员）的日本人小组掌握日本国内的综合情况，发现日本的战略物资储备极其紧张，海军只剩30天油料了。这意味着日本必须赶紧找石油和橡胶，而这只能到东南亚寻找。
9月，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帝国国策实施纲要》，以10月上旬为期限，完成对美作战准备。10月18日东条英机上台后，潘汉年系统发来的情报依然判断：日本加紧对美作战准备，同时继续与美谈判，迷惑美国。
关键时刻还得靠内线。中西功冒险返回东京侦察。又在满铁的内部文件中查到《帝国作战纲要》和《皇军大东亚战争南方部署》。中西功准确判定：1941年12月7日，日本将对太平洋多地发起突然袭击。与此同时，阎宝航也获得国民党密码破译机关的情报，作出了相同判断。
中共将情报通知苏联，斯大林将远东防御日本的20万大军调到西线，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中共情报组织还通过“军统”将情报转送美方。只可惜美国总统没有采信这个情报，导致珍珠港事件的重大损失。
[链接]“中央特科”成立早于国民党“中统”和“军统”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改组特务工作处，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由周恩来领导。任务包括：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其中，陈赓为情报科科长，他与行动科科长顾顺章等人曾在1926年经周恩来推荐，由党中央选派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业务。
中央特科成立后不久，国民党也有了特务组织。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立党务调查科，专门捕杀共产党人，由陈立夫负责，后发展为“中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1932年，蒋介石又成立了秘密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下设特务处，由黄埔六期学生戴笠任处长，后发展为“军统”—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之后又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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