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诗坛 复习签到18：第二章-文学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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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两晋诗坛（丁放撰）
两晋诗坛上承建安、正始，下启南朝，呈现出一种过渡的状态。西晋与东晋又各有特点，西晋诗坛以陆机、潘岳为代表，讲究形式，描写繁復，辞采华丽，诗风繁縟。左思的《咏史》诗，喊出了寒士的不平，在当时独树一帜。郭璞的《游仙诗》借游仙写其坎壈之怀，比干是谁文采富艶。东晋诗坛被玄风笼罩，以王羲之、孙绰、许询为代表的玄言诗人，作品缺少诗意，“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虽在当时被视为正宗，却无生命力。东晋末年的伟大诗人陶渊明，开创了描写田园生活的风气，成为魏晋古朴诗风的集大成者。
第一节 陆机、潘岳与太康诗风
政治漩涡中诗人们的浮沉 逞才成为创作的目标 繁縟：太康诗风的特徵
陆机、潘岳是西晋诗坛的代表。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出身士族，祖逊，父抗，皆叁国吴重臣。少时曾任吴牙门将，吴亡，退居旧里，闭门勤读。太康十年（289）左右，与弟云同至洛阳，为着名诗人张华所爱重，名动一时，时称“二陆”。歷仕为太子洗马、着作郎、中书郎等职，后成都王荐为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太安二年（303），成都王司马颖举兵伐长沙王，以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战败受譖，为颖所杀。原有集，已佚。南宋徐民瞻得遗文十卷，与陆云集合刻为《晋二俊文集》，明代陆无大据以翻刻，即今通行之《陆士衡集》。中华书局刊有点校本《陆机集》。今存诗107首，文127篇（包括残篇）。《晋书》有传。
潘岳（247~300），字安仁，滎阳中牟（今属河南）人。少以才颖见称，乡邑号为神童。曾任河阳令、着作郎、散骑侍郎、给事黄门侍郎等职。諂事贵戚贾謐，预贾謐“二十四友”之列。及赵王伦专政，中书令孙秀诬其谋反，族诛。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潘黄门集》。今存诗18首かすみ果穂，《悼亡诗》叁首为其代表作；另存文61篇。《晋书》有传。所谓太康诗风就是指以陆、潘为代表的西晋诗风。钟嶸《诗品序》：“太康中，叁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復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即举张协、张载、张亢兄弟，陆机、陆云兄弟，潘岳、潘尼叔侄以及左思作为西晋诗坛之代表人物按键游侠。《诗品序》又云：“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太康体”，注云：“晋年号，左思、潘岳、叁张、二陆诸公之诗。”《宋书?谢灵运传论》则云：“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元康（晋惠帝年号，291~299）也可视为西晋诗坛的代称。
晋武帝司马炎代魏之后不久，天下重归于一统。当时“民和俗静，家给人足”（《晋书?武帝纪》），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比叁国纷争时有较大发展。士人们重新燃起从政热情，愿为新朝效力，陆机、陆云自吴入洛，就是一个例证。原曹魏政权中的文人，转投司马氏政权者，为数更多。统治集团为巩固政权的需要，也尽力拉拢文人。但由于西晋王室内部矛盾十分复杂，文人们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几经浮沉，演出了一幕幕人生的悲剧。
张华因为支持武帝伐吴得到封赏，确立了他此后在朝中的重要地位。陆机兄弟太康间入洛阳，经张华延誉，得到任用。后来，张华被武帝岳父权臣杨骏所忌，不得参与朝政。惠帝时，贾謐专权，当时文人多投其门下划格法刀，潘岳、石崇、左思、陆机、陆云、刘琨诸人皆在其中，有“二十四友”之称《晋书?贾謐传》：“謐好学，有才思。既为（贾）充嗣，继佐命之后，又贾后专恣，謐权过人主，……开閤延宾易园侍女，海内辐凑，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或着文章称美謐，以方贾谊。渤海石崇……，皆傅会於謐，号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预焉。”潘岳与石崇争事贾謐，构陷湣怀太子，尤为人詬病。此后，政治矛盾日趋白热化，战争一触即发。对于这种情形，诗人们虽有所认识，却未能急流勇退。张华晚年，其子劝其退位，不从，说要“静以待之，以候天命”（《晋书?张华传》）。潘岳得势时，其母劝他要“知足”，“而岳终不能改”（《晋书?潘岳传》）。顾荣、戴若思看到天下将乱，劝陆机还吴，陆机不从（《晋书?陆机传》）。这种处世态度，导致了诗人们在“八王之乱”中多被杀戮的悲剧命运。永康元年（300）赵王司马伦废贾后，诛贾謐，拉拢张华参与其事，张华拒绝，被杀。潘岳、石崇、欧阳建等人亦于同年为赵王伦所害。太安二年（303）司马颖等起兵讨长沙王司马乂，陆机率20万大军为前锋，兵败受谗，被司马颖杀害。“八王之乱”本无是非可言，陆、潘等诗人为之丧命，是混乱年代造成的悲剧，也是他们热衷功名的后果。
西晋诗人多以才华自负，他们努力驰骋文思，以展现自己的才华。陆机《文赋》说“辞程才以效伎”，着文要“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为了逞才，他们对当时最能表现才华的辞赋都十分重视。陆机今存赋近五十篇，《文赋》、《豪士赋》等皆负重名。潘岳的赋，《文选》收录八篇，《秋兴赋》、《闲居赋》、《寡妇赋》等皆为名篇。左思的《叁都赋》，亦负盛名。辞赋创作既为他们带来巨大的声誉，又使他们在艺术技巧方面得到很好的训练。而他们的文才，也的确十分突出，如张华见到陆机、陆云兄弟，惊嘆曰：“伐吴之役，利获二俊。“（《晋书?陆机传》）他还说陆机为文，“才”患“太多”（《世说新语》刘注引《续文章志》）。钟嶸说：“陆才如海，潘才如江。”（《诗品上》）刘勰称陆机“才优”（《文心雕龙?熔裁》）。其他诗人亦以才见称，如“左思奇才”（《文心雕龙?才略》）；张载“有才华”（《文选》注引臧荣绪《晋书》）；张协诗“雄於潘岳，靡於太冲。风流调达，实旷代之高手”（钟嶸《诗品上》）；潘尼“有清才”（《文选》注引《文章志》）；夏侯湛“有盛才，文章巧思，名亚潘岳”（《世说新语?文学》引《文士传》）；成公绥“少有俊才”（《文选?啸赋》注引臧荣绪《晋书》）。。
由于时代的原因，潘、陆诸人不可能唱出建安诗歌的慷慨之音，也不会写出阮籍那种寄托遥深的作品，他们的努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拟古，二是追求形式技巧的进步，幷表现出繁縟的诗风。
摹拟《诗经》、汉乐府和《古诗》，成为当时的风气。陆机的《赠冯文羆迁斥丘令寺》八章、《与弟清河云诗》十章，潘岳的《关中诗》十六章、《北芒送别王世胄诗》五章等，均为四言体的名篇，这些诗学习《诗经》，但文辞趋向华美。在《乐府诗集》的《相和歌辞》中，大多数曲调都有陆机的拟作。其中陆机的其他乐府诗也往往成为后来拟作同题乐府诗的样本。陆机的《拟古诗》十二首，基本上都是拟《古诗十九首》的，在内容上皆沿袭原题，格调上变朴素为文雅，显示出诗歌文人化的倾向，其总体水平不及原作。然而陆机有时能够拟得维妙维肖，有些地方还另有特色，已属难能可贵，所以钟嶸《诗品序》将陆机拟古也列为“五言之警策”。
在诗歌技巧方面，陆机、潘岳诸人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形成了与汉魏古诗不同的艺术风貌：繁縟。正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说：“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其实，陆机在《文赋》中已经强调了这一点：“或藻思綺合，清丽芊眠。炳若縟綉，凄若繁弦。”这几句话正好可以用来评价他自己的诗风。“繁縟”，本指繁密而华茂，后用以比喻文采过人。曹植《七啟》：“步光之剑，华藻繁縟。”写宝剑被装饰得五彩斑斕，非常华丽。《文心雕龙?体性》：文体有八，五曰繁縟。“繁縟者，博喻酿采，煒燁枝派者也。”指出繁縟为诗文风格之一，其特点是文采华丽，枝叶眾多。分而言之，繁，指描写繁復、详尽，不避繁琐。縟，指色彩华丽。《说文》曰：“縟，繁彩也。”《晋书?夏侯湛潘岳张载传论》说：夏侯湛“时标丽藻”，“縟彩雕焕”；“机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芜；岳藻如江，濯美锦而增绚”；“岳实含章，藻思抑扬”；“尼标雅性，夙闻词令”；“载、协飞芳，棣华增映”。指出潘、陆、夏侯湛、张载、张协等人诗歌繁縟的特徵。
与汉魏古诗相比，太康诗风“繁縟”的特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由朴素古直趋向华丽藻饰
陆机的《拟古诗》，可以为华丽藻饰的代表。试举《古诗?西北有高楼》与陆机拟作比较如下：
△古诗舞泡网?西北有高楼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綺窗，阿阁叁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叁嘆，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鵠，奋翅起高飞。
△拟西北有高楼 陆机
高楼一何峻，迢迢峻而安。綺窗出尘冥，飞陛躡云端。佳人抚琴瑟，纤手清且闲。芳气随风结，哀响馥若兰。玉容谁能顾，倾城在一弹。伫立望日昃，躑躅再叁嘆。不怨伫立久，但愿歌者欢。思驾归鸿羽，比翼双飞翰。
这两首诗内容相同，每两句所描绘的具体情景相似，结构也一致。可是风格有朴素与华丽之别都市邪修。陆机、潘岳其他的诗作，以及张华的《情诗》、《轻薄篇》、《美女篇》等，与此类似。
二、描写由简单趋向繁復
试以《猛虎行》为例，《猛虎行》古辞为：“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野雀安无巢，游子为谁骄。”魏文帝、明帝的拟作也很简单（见《乐府诗集》卷叁十一），陆机的拟作大大地丰富了原作的内容，文辞委婉曲折，而以繁復取胜：
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恶木岂无枝，志士多苦心。整驾肃时命，杖策将远寻。饥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崇云临岸骇，鸣条随风吟。静言幽谷底，长啸高山岑。急弦无懦响，亮节难为音。人生诚未易，曷云开此衿？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
这首诗写自己在外行役的经歷，虽然壮志难酬，仍不改“耿介”之怀。情、理结合自然，描写景物细緻而生动桃运狂医，是陆诗中的上乘之作。
又如潘岳的代表作《悼亡诗》叁首，其一写丧妻后的悲痛之情：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俯仰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幃屏无仿佛，翰墨有餘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悵恍如或存，回惶忡惊惕。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隟来，晨霤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诗中叙亡妻葬后，自己準备赴任时的所见所感，笔触细腻，低徊哀婉夕阳之恋。其二、其叁虽然描写的具体情景有所变化，但总的意思与第一首相近，显得重復。所以，清人陈祚明说：“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刺刺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所嫌笔端繁冗，不能裁节，有逊乐府古诗含蕴不尽之妙耳。”（《採菽堂古诗选》卷十一）
叁、句式由散行趋向駢偶
例如陆机的名作《赴洛道中作诗》二首：
总轡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嘆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紆餘锦衣为王，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鶏鸣高树巔。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悲情触物感，沉思鬱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安轡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顿轡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
这两首诗写自己被召入洛时留恋家乡之情和前途未卜的忧虑。除首尾之外，几乎都是偶句。其駢偶化的程度不但为汉诗所未见，而且也大大超过了曹植、王粲的诗作。另如陆机的《招隐》诗、《悲哉行》及一些拟古诗也多偶句。潘岳的《金穀集作诗》、《河阳县作诗》二首、《在怀县作诗》二首以及张协的《杂诗》等，也大量运用偶句。陆、潘诸人为了加强诗歌铺陈排比的描写功能，将辞赋的句式用于诗歌，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他们诗中山水描写的成分大量增加，排偶之句主要用于描写山姿水态，为谢灵运、谢朓诸人的山水诗起了先导的作用。
总之，追求华辞丽藻、描写繁復详尽及大量运用排偶，是太康诗风“繁縟”特徵的主要表现。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看，由质朴到华丽，由简单到繁復，是必然的趋势。正如萧统所说：“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文选序》）陆、潘发展了曹植“辞采华茂”的一面，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对南朝山水诗的发展及声律、对仗技巧的成熟，有促进的作用。
第二节 左思与刘琨
咏史诗的渊源与特徵 寒士的不平与抗争 典以怨的诗风与建安风骨的再现刘琨的诗
左思曾以《叁都赋》名震京都。左思生卒年不可确考，此处用刘文忠说，见其《左思评传》（收入山东教育出版社《中国歷代着名文学家评传》第一卷）。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属山东）人。出身寒微，不好交游，貌丑口訥而博学能文。《晋书》本传谓其构思十年，写成《叁都赋》，“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泰始八年（272）左右，曾任秘书郎。惠帝时依附贾謐，为“二十四友”之一。謐被诛，乃退隐，专攻典籍。晚年举家迁冀州，数年后病终。原有集，已佚，后人辑有《左太冲集》。今存赋两篇，诗14首。《晋书》有传。但奠定其文学地位的，却是其《咏史》诗八首。《文心雕龙?才略》曰：“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於《叁都》，拔萃於《咏史》。”谢灵运则曰：“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钟嶸《诗品》引）钟嶸《诗品》将左思列在上品，足见其地位之高。
以“咏史”为诗题，始于东汉的班固。班固的《咏史》诗，直书史实，钟嶸评为“质木无文”（《诗品序》）。曹魏时，王粲、阮瑀有《咏史诗》，曹植有《叁良诗》，与左思同时的张协也有《咏史》诗。
左思的咏史诗，既受前人的影响，又有一定创新。明代胡应麟说：“太冲《咏史》，景纯《游仙》，皆晋人杰作。《咏史》之名，起自孟坚，但指一事。魏杜挚《赠毋丘俭》，叠用八古人名，堆垛寡变。太冲题实因班，体亦本社，而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干云，遂为古今绝唱。”（《诗藪》外编卷二）对咏史诗的流变及左思《咏史诗》的价值，概括得相当準确。清人何焯则认为左思的《咏史》诗是变体：“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嘆之，隐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自攄胸臆，乃又其变。”（《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从咏史诗的发展先后顺序来看，以“隐括本传”者为正体，以“自抒胸臆”者为“变体”，幷不为错，然而左思之“变体”嘀嘀代驾，成就远远超过了前人的正体。刘学鍇将魏晋南北朝的咏史诗分为叁类：一类以歌咏歷史人物的品行事跡为主，又有偏於抒情议论和偏於叙事两种，前者以王粲等咏叁良为代表，后者如左延年、傅玄的《秦女休行》等；一类以歌咏歷史事件为主，如阮籍《咏怀?驾言发魏都》等；一类系借咏史以抒怀，左思《咏史》八首为其代表。以上叁类，简括是咏人、咏事、咏怀。见刘学鍇《李商隐咏史诗的主要特徵及其对古代咏史诗的发展》，载《文学遗產》1993年第1期。
左思《咏史》诗的内容主要是寒士之不平及对士族的蔑视与抗争。西晋时，士族把持朝政，庶族寒士狠难进入政权中心，“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左思出身寒微，虽然为文“辞藻壮丽”，却无进身之阶。大约在左思20岁时，斯蒂斯其妹左棻因才名被晋武帝纳为美人，左思全家迁往洛阳，不久，他被任命为秘书郎。但毕竟出身寒门，终不被重用。在门阀制度的重压下，他壮志难酬，写了《咏史》八首以抒怀。其中有的表达对门阀制度的不满及对豪右的蔑视；有的肯定寒士自身的价值；有的慨嘆寒士生活的困顿。如其二：
鬱鬱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世胄佔据高位，寒士屈沉下僚，这是门阀制度造成的，幷且由来已久。第七首慨嘆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四位贤才的厄运。这些人都有大才，又都出身寒微，作者写他们未遇时，有穷困致死、身填沟壑之忧，感嘆：“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这是对古代门阀制度的控诉。
《咏史》其四前半极写王侯贵族的豪奢生活，后半写辞赋家扬雄生前之寂寞及死后的不朽声誉，以反衬贵族之速朽。其六云：
荆軻饮燕市，酒酣气举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诗中赞扬了荆軻、高渐离等卑贱者慷慨高歌、睥睨四海的精神，表达了对豪门权贵的蔑视。作于平吴之前的第一首云：“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自信可为国立功，但其终极目标却是“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第叁首借着赞扬段干木和鲁仲连，肯定寒士能为国排忧解难，又不图封赏，歌颂他们视功名富贵如浮云的态度。最能表现左思气概的是第五首：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这首诗先写宫延和王侯第宅之豪华，接下来用“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将前面的渲染一笔抹倒，对功名富贵表示了极度的鄙弃。他说自己只愿作一位像许由那样的高士。此诗末尾“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二句，是这组诗中的最强音。
钟嶸《诗品》置左思于上品，评其诗曰：“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宋小澄，得讽諭之致。”他的诗多引史实，故曰“典”。借古讽今，对现实政治持批评态度，故曰“怨”。而借古讽今又能做到深刻恰当，故曰“精切”。他的诗能起到讽諭作用，故曰“得讽諭之致”。钟嶸《诗品》还说左思的诗“出于公干”，公干即建安诗人刘楨。在论及陶渊明时则说“又协左思风力，”“风力”与“风骨”义近。钟嶸标举“左思风力”，含有左思再现了建安风骨的意思，这是很有道理的。
左思的《咏史》八首，开创了咏史诗借咏史以咏怀的新路，成为后世诗人效法的范例，这是他对中国诗歌史的独特贡献，所以前人评云：“创成一体，垂式千秋。”（陈祚明《採菽堂古诗选》卷十一）
刘琨（271~318），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县）人。少时豪纵，后任并州刺史等职，多次与刘聪、石勒作战，兵败，投奔幽州刺史段匹磾，因故为段所杀。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刘中山集》。今存诗四题11首。且慕老、庄，后来参加卫国斗争，思想感情发生变化，闻鶏起舞的故事，最能见其性格。《扶风歌》是刘琨的代表作之一。永嘉元年（307）他任幷州刺史，募兵千餘人，歷尽艰辛才到达任所晋阳，诗写途中经歷和激愤、忧虑之情：
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顾瞻望宫闕，俯仰御飞轩韩乔生语录。据鞍长嘆息，泪下如流泉。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一曲定江山。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揽轡命徒侣，吟啸绝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穷。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勿復陈，重陈令心伤。
刘琨被段匹磾拘时写了《答卢諶》和《重赠卢諶》，是刘琨的绝命诗。《晋书?刘琨传》说二诗“托意非常，攄畅出愤”，后一首感慨尤深。
刘琨的诗感情深厚，风格雄峻，亦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关於刘琨的诗，参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纲要》（二），第二章第叁节。
第叁节 郭璞的游仙诗
游仙诗溯源 乖远玄宗与坎壈咏怀 文采富艶寄托高远
诗歌以“游仙”名篇始于曹植，但以游仙为题材则可上溯到战国时期。清人朱乾《乐府正义》卷十二将早期的游仙诗分为两类：“游仙诸诗嫌九州之局促，思假道于天衢，大抵骚人才士不得志于时，藉此以写胸中之牢落，故君子有取焉。若始皇使博士为《仙真人诗》，游行天下，令乐人歌之，乃其惑也，后人尤而效之，惑之惑也。诗虽工，何取哉？”朱乾认为前一类游仙诗出于屈原之《远游》，《远游》中“悲时俗之迫厄兮，将轻举而远游”二句是此类诗之主旨。后一类起于秦代，《史记?秦始皇本纪》：“叁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原诗已佚，其内容当不出求仙访药、追求长生之类。继承前一类的有曹植的《五游咏》、《远游篇》、《仙人篇》、《游仙诗》等，写游仙不过是抒其愤世之情。继承后一类的有汉乐府《吟嘆曲?王子乔》、《董逃行》、《长歌行》等，都以求仙为主旨。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南闻喜（今属山西）人。博洽多闻，好经术，擅词赋，通阴阳历算、卜筮之术。东晋初官着作佐郎，后为王敦记室参军。以劝阻敦起兵，被杀。追赠弘农太守。好古文奇字，释《尔雅》、《方言》、《山海经》、《穆天子传》等。《隋书?经籍志》记载有“晋弘农太守《郭璞集》十七卷”。今不存。明人辑有《郭弘农集》。今存辞赋10篇，较完整的诗18首。《晋书》有传。今存19首，其中有9首为残篇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钟嶸《诗品》还存“奈何虎豹姿”，“戢翼栖榛梗”两个断句。钟嶸《诗品》说郭璞的《游仙诗》“辞多慷慨，乖远玄宗”，“坎壈咏怀”，这是很确切的评价。但是，由于当时玄言诗盛行，其《游仙诗》又多写隐逸生活，所以许多评论家将其诗与玄言诗联繫起来。《世说新语?文学》引《续晋阳秋》曰：“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文心雕龙?明诗》云：“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南齐书?文学传论》云：“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这种说法其实幷不符合郭璞的为人和创作实际。玄言以老庄为思想基础，老庄主张无为、逍遥。老庄的隐逸，是一种自我保全、超世绝俗的生活方式。郭璞不然，《晋书?郭璞传》说他“好经术”，其立身行事始终接近儒家。《晋书》所载他的一些奏疏，持论皆以儒家经典为本。他身处西晋末年的战乱，虽屈沉下僚，却始终留意仕进。他因“才高位卑，乃着《客傲》”（《晋书?郭璞传》）。所以他的《游仙诗》写隐居高蹈，乃是仕宦失意的反映，而非如道家之鄙弃仕途；他所抒发的不是庄子的那种逍遥精神，而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郭璞在王敦谋反事件中的矿產资源，最能见其气节。《晋书?郭璞传》载：王敦将反，温嶠、庾亮请郭璞卜筮，郭沉吟未答，温、庾又让郭卜二人之吉兇，郭曰“大吉”，这实际上是暗示温、庾必然成功。温、庾因此受到鼓舞，力劝明帝讨伐王敦。而王敦将举兵时，也让郭璞占卦，璞曰：“无成。”王敦不满，又使璞卜自己的寿命，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祸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痛苦的信仰。”王听后大怒曰：“卿寿几何？”郭璞回答说：“命尽今日日中。”王敦听到这一回答，怒不可遏，遂杀郭璞。在这一关係到国家安危和个人生死的事件中，郭璞虽以术士的面目出现，表现出来的却是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这与道家全身远祸的思想大相径庭。他的游仙是其仕途偃蹇、壮志难酬时的精神寄托，是抒发其苦闷情怀的一种特殊方式。
《游仙诗》的第一、二首，集中写其隐逸之情，如其一：
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时则保龙见，退以触藩羝。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此诗写仕宦之求不如高蹈隐逸，山林之乐胜于求仙。隐居高蹈，可以保持品德完好和自身的自由；退回尘世，则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最能显示其“坎壈”之怀的是第五首：
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珪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潜颖怨青阳，陵苕哀素秋。悲来惻丹心，零泪缘缨流。
《游仙诗》也有几首是写神仙世界的，但多别有怀抱，如第叁首含有讽刺权贵势要之意；第六首寓有警诫统治者灾祸将至之意。正如陈祚明所说：郭璞“《游仙》之作，明属寄托之词，如以‘列仙之趣’求之，非其本旨矣”（《採菽堂古诗选》卷十二）。
西晋后期至东晋初年，诗道不振，孙楚、潘尼、曹攄、枣腆诸人之诗，玄理渐多，平淡寡味，故钟嶸说其“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而郭璞《游仙诗》则以文采富丽见称于时。王隐《晋书》说郭璞“文藻粲丽”（《世说新语?文学》刘注引）；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曰：“景纯艶逸，……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钟嶸《诗品》评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平淡”，即淡乎寡味，郭璞的诗与这类作品相反，无论是写隐逸还是写神仙，都无枯燥的说理，而是以华美的文字，将隐士境界、神仙境界及山川风物都写得十分美好，具有形象性，这在当时是高出儕辈、独领风骚的，故刘勰说其“足冠中兴”，钟嶸评为“中兴第一”。
郭璞借游仙写其坎壈之怀，继承了《诗》、《骚》的比兴寄托传统。朱自清说：“后世的比体诗可以说有四大类。咏史，游仙，艶情，咏物。”“游仙之作以仙比俗，郭璞是创始的人。”（《诗言志辨?比兴?赋比兴通释》）的确，郭璞以游仙写失意之悲，与左思借咏史抒牢骚不平，有异曲同工之妙。第四节 王羲之与兰亭唱和
《兰亭集序》与兰亭诗 兰亭诗的文题及审美价值 文人雅集诗酒唱和及其对后代的影响
王羲之是东晋著名文士。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瑯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司徒王导从子。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工书法，早年从衞夫人学死亡教室，后改变初学，草书学张芝，正书学钟繇，并博采眾长，自成一家，后世尊为“书圣”。《晋书》有传。为人率直、洒脱。他虽出身高门，却淡薄宦情，好隐居，与清谈名士交游，以山水吟咏为乐。《东晋?王羲之传》说他：“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幷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王羲之与朋友们倘佯于会稽的明山秀水之间，诗酒风流，逍遥度日。其中最有名的一次聚会，便是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叁月叁日的兰亭之会。《水经注》卷四十浙江水注：“浙江又东与兰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号曰兰亭，亦曰兰上里，太守王羲之、谢安兄弟数往造焉。”《绍兴府志》谓兰亭之会在兰渚山，山“在山阴西南二十七里处，即《越绝书》勾践种兰渚田，及王羲之修禊处”。聚会的起因源于“修禊”这一习俗。古人于叁月上旬巳日，在东流水洗濯，祓除不祥。后来发展为暮春之初在水边宴饮嬉游，祓除不祥的意义反而退居其次，兰亭之会就是如此。此次聚会名流薈萃，规模宏大，与会者多达四十餘人兰亭之会的人数，《世说新语?企羡》引《临河叙》云41人，未说是否包括羲之本人。宋人施宿等撰《会稽志》卷十引《天章碑》，列42人名字。唐末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叁所列人名中有支遁，为《天章碑》所无，未知孰是。聚会的目的主要是欣赏山水，饮酒赋诗。为了增加趣味，採取流觴赋诗的方法，流觴所至，即席赋诗。作诗的规矩当是每人作四、五言诗各一首。此次聚会，王羲之、谢安、孙绰等11人成四、五言诗各一首；郗曇等15人各成诗一首；谢瑰、卞迪等16人诗不成，罚酒叁巨觥此据《天章碑》。共成诗37首，编为《兰亭集》。
兰亭之会在后世享有盛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王羲之写了一篇《兰亭集序》。此帖用蚕茧纸、鼠尾笔书，凡28行，324字，有重文者，字体悉异。关於《兰亭集序》，宋人认为其中“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殤为妄作”二句非羲之思想，据此判定《兰亭集序》的文本及书法皆非羲之所作。郭沫若即力主此说。商承祚则从书法史的角度力证《兰亭集序》非伪。关於这些序文，可参考宋人桑世昌《兰亭考》、文物出版社《兰亭论辩》。其文曰：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羣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殤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此序的前半记述这次盛会概况，写山水之美，饮酒吟咏之乐，后半由眼前之乐想到人生短促，以感慨作结，令人遐思无限。
兰亭诗的内容，或抒写山水游赏之乐，表现山水审美的情趣；或由山水直接抒发玄理。写游赏的乐趣，包括山水之美、饮酒之乐、临流赋诗之雅兴，其中心内容是在美好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中得到的审美愉悦。如王羲之：“欣此暮春，和气载柔。咏彼舞雩，异世同流。”“虽无丝与竹，玄泉有清声。虽无啸与歌，咏言有餘馨。”孙统：“时禽吟长涧，万籟吹连峰。”还有一些诗是写在山水陶冶中忘记忧愁。如王玄之：“松竹挺岩崖，幽涧激情流。萧散肆情志，酣畅豁滞忧。”王徽之：“散怀山水，萧然忘羈。”王蕴之：“散豁情志畅，尘缨忽已捐。”这一部分内容，大致相当于王羲之《兰亭集序》前半部分的意思。在山水游览中体认玄理的作品，如王羲之：“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羣籟虽参差，适我无非新。”这是从山水游赏中体悟到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谢安：“万殊混一理，安復觉彭殤。”则是抒发万物浑一、不辨彭殤的玄理。
兰亭诗无论是写山水还是写玄理，艺术水平都不高，但标志着诗人已开始留意山水审美，幷从山水中体悟玄理。这种尝试预示着山水诗将要兴起。兰亭雅集对中国文人生活情趣有重大影响，同时对诗歌流派的形成也有推动作用。
第五节 孙绰、许询与玄言诗
东晋文人的心态 玄释合流 心隐与适意：因循自然与玄理的阐发
玄言诗兴盛于东晋，一方面是魏晋玄学及清谈之风兴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东晋政局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心态有关。
公元318年，司马睿在建康即帝位，建立了东晋王朝。此时北方五胡交战，兵连祸结，幷时时覬覦江南。东晋王朝建立之初，曾数次北伐，均告失败。北方既不可恢復，江南又山清水秀，南渡士人就在此安居下来。起源于中朝的清谈之风，也被过江诸人带至东晋，幷且风气日炽。是否善于谈玄，成为分别士人雅俗的标準。东晋歷史上两位最重要的宰辅王导和谢安，皆善玄谈，处理朝政也务在清静。“时王导辅政，主幼时艰，务存大纲，不拘细目”（《晋书?庾亮传》）；“为政务在清静”（《晋书?王导传》）。谢安“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晋书?谢安传》）。这种心态对东晋文人影响很大。玄言诗的兴盛，便是在这种心态下老庄玄理与山水之美相混合的产物。
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询。孙绰（314~371），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家於会稽。少以文才着称。初为章安令，转永嘉太守，后至廷尉卿，领着作。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作家。亦能赋，其《遂初赋》、《游天臺山赋》颇有名。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孙廷尉集》。《晋书》有传。许询（生卒年不详），字玄度，高阳（今河北蠡县）人。司徒府召为掾属，不就。曾为道士，隐居永兴（今浙江萧山县），早卒。长於五言诗，与孙绰同为东晋着名玄言诗人。原有集，已佚。今存诗数首，多系残篇。其事跡见於《晋书》及《世说新语》等书。对此，《续晋阳秋》、《宋书?谢灵运传论》、钟嶸《诗品》皆有一致的看法。东晋玄言诗的发展，与佛教的流行大有关係，故玄释合流，成为东晋孙、许等人玄言诗的重要特点。玄释合流，在当时相当普遍，如王导、谢安、简文帝、孙绰、许询、王羲之、殷浩等人与名僧支道林、竺法深、释道安、竺法汰等过从甚密，佛学与玄学受到同样的尊重。名士如孙绰、许询皆精通佛理，名僧支遁等又深于老庄之学，玄佛互相渗透。《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支遁在瓦官寺讲《小品》，竺法深、孙绰等皆共听。又载：“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即后来的简文帝）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另外，名士孙绰曾作《道贤论》我为购物狂，以“竹林七贤”配七位名僧以法户配山涛，以帛法祖配嵇康，以法乘配王戎，以竺道潜配刘伶，以支遁配向秀，以于法兰配阮籍，以于道邃配阮咸。孙绰那篇自詡为“掷地作金石声”的《游天臺山赋》，即将玄言与佛理融合为一，如“散以象外之说，畅以无生之篇。悟遣有之不尽，觉涉无之有间。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释二名之同出，消一无于叁幡”。亦玄亦佛，老释参用。
玄释合流，给东晋玄言诗人的思想和生活带来很大影响。思想上，支遁注《逍遥游》之新义，为众人所接受。东晋士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又处于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环境中，没有採取老庄以至阮籍、嵇康那样鄙弃功名、追求自然的生活方式，而是追求“心隐”，无论在朝在野，只求适意而已。以幽雅从容的风度，过着风流瀟洒的生活。当时方内名士与方外高僧无不追求这种生活方式，而这一生活的主体，便是山水、清谈和诗酒风流。东晋玄言诗便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发展的。
东晋玄言诗的特点，钟嶸《诗品序》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从现存玄言诗来看的确淡乎寡味，缺乏形象。玄言诗人虽多与名僧交往，但玄释合流，主要体现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在现存的玄言诗中，没有多少佛学的痕迹，即使在名僧支遁的诗中，也是以抒发老庄玄理为主。玄言诗中也有形象性较强的作品，大都借山水以抒情，试以孙绰《秋日诗》为例：
萧瑟仲秋月，飂戾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雕。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淡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
此诗写仲秋时分万木萧条的景物和作者的感慨。“抚菌”句用《庄子?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语义，写悲秋之感，寓人生短促之意。“攀松”句用《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语义，写自己的节操志向。“垂纶”二句直抒厌弃市朝之情。末二句用《庄子?秋水》的典故，说自己这种逍遥林野的生活，跟庄子的濠上之游没有什么区别。
支遁的《咏怀诗》五首也是典型的玄言诗，第一、二首直叙老庄哲理，语言枯燥，内容玄虚；后叁首有游仙诗的意味，形象与玄理也未能统一。第四首中所说“近非域中客，远非世外臣”，正是东晋士人“心隐”生活的绝妙写照。
释道安的弟子慧远及其道友、文友，开始以佛理入诗，如慧远的《庐山东林杂诗》，在写山水游乐的同时，抒发佛理。刘程之、王乔之、张野各有一首《奉和慧远游庐山诗》。其餘如张翼有《赠沙门竺法頵》叁首、《答庾僧渊诗》，王齐之有《念佛叁昧诗》四首，或咏佛理，或写佛境，也受到玄言诗的影响。
东晋玄言诗本身的艺术价值幷不高，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却相当深远，如谢灵运的山水诗，白居易诸人的说理诗，宋明理学家之诗，都或多或少受其熏染。玄言诗在东晋百年间佔据主导地位，毕竟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环。玄言诗为诗歌说理所积累的正反面经验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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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两晋诗坛（丁放撰）
两晋诗坛上承建安、正始，下启南朝，呈现出一种过渡的状态。西晋与东晋又各有特点，西晋诗坛以陆机、潘岳为代表，讲究形式，描写繁復，辞采华丽，诗风繁縟。左思的《咏史》诗，喊出了寒士的不平，在当时独树一帜。郭璞的《游仙诗》借游仙写其坎壈之怀，比干是谁文采富艶。东晋诗坛被玄风笼罩，以王羲之、孙绰、许询为代表的玄言诗人，作品缺少诗意，“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虽在当时被视为正宗，却无生命力。东晋末年的伟大诗人陶渊明，开创了描写田园生活的风气，成为魏晋古朴诗风的集大成者。
第一节 陆机、潘岳与太康诗风
政治漩涡中诗人们的浮沉 逞才成为创作的目标 繁縟：太康诗风的特徵
陆机、潘岳是西晋诗坛的代表。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出身士族，祖逊，父抗，皆叁国吴重臣。少时曾任吴牙门将，吴亡，退居旧里，闭门勤读。太康十年（289）左右，与弟云同至洛阳，为着名诗人张华所爱重，名动一时，时称“二陆”。歷仕为太子洗马、着作郎、中书郎等职，后成都王荐为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太安二年（303），成都王司马颖举兵伐长沙王，以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战败受譖，为颖所杀。原有集，已佚。南宋徐民瞻得遗文十卷，与陆云集合刻为《晋二俊文集》，明代陆无大据以翻刻，即今通行之《陆士衡集》。中华书局刊有点校本《陆机集》。今存诗107首，文127篇（包括残篇）。《晋书》有传。
潘岳（247~300），字安仁，滎阳中牟（今属河南）人。少以才颖见称，乡邑号为神童。曾任河阳令、着作郎、散骑侍郎、给事黄门侍郎等职。諂事贵戚贾謐，预贾謐“二十四友”之列。及赵王伦专政，中书令孙秀诬其谋反，族诛。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潘黄门集》。今存诗18首かすみ果穂，《悼亡诗》叁首为其代表作；另存文61篇。《晋书》有传。所谓太康诗风就是指以陆、潘为代表的西晋诗风。钟嶸《诗品序》：“太康中，叁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復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即举张协、张载、张亢兄弟，陆机、陆云兄弟，潘岳、潘尼叔侄以及左思作为西晋诗坛之代表人物按键游侠。《诗品序》又云：“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太康体”，注云：“晋年号，左思、潘岳、叁张、二陆诸公之诗。”《宋书?谢灵运传论》则云：“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元康（晋惠帝年号，291~299）也可视为西晋诗坛的代称。
晋武帝司马炎代魏之后不久，天下重归于一统。当时“民和俗静，家给人足”（《晋书?武帝纪》），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比叁国纷争时有较大发展。士人们重新燃起从政热情，愿为新朝效力，陆机、陆云自吴入洛，就是一个例证。原曹魏政权中的文人，转投司马氏政权者，为数更多。统治集团为巩固政权的需要，也尽力拉拢文人。但由于西晋王室内部矛盾十分复杂，文人们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几经浮沉，演出了一幕幕人生的悲剧。
张华因为支持武帝伐吴得到封赏，确立了他此后在朝中的重要地位。陆机兄弟太康间入洛阳，经张华延誉，得到任用。后来，张华被武帝岳父权臣杨骏所忌，不得参与朝政。惠帝时，贾謐专权，当时文人多投其门下划格法刀，潘岳、石崇、左思、陆机、陆云、刘琨诸人皆在其中，有“二十四友”之称《晋书?贾謐传》：“謐好学，有才思。既为（贾）充嗣，继佐命之后，又贾后专恣，謐权过人主，……开閤延宾易园侍女，海内辐凑，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或着文章称美謐，以方贾谊。渤海石崇……，皆傅会於謐，号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预焉。”潘岳与石崇争事贾謐，构陷湣怀太子，尤为人詬病。此后，政治矛盾日趋白热化，战争一触即发。对于这种情形，诗人们虽有所认识，却未能急流勇退。张华晚年，其子劝其退位，不从，说要“静以待之，以候天命”（《晋书?张华传》）。潘岳得势时，其母劝他要“知足”，“而岳终不能改”（《晋书?潘岳传》）。顾荣、戴若思看到天下将乱，劝陆机还吴，陆机不从（《晋书?陆机传》）。这种处世态度，导致了诗人们在“八王之乱”中多被杀戮的悲剧命运。永康元年（300）赵王司马伦废贾后，诛贾謐，拉拢张华参与其事，张华拒绝，被杀。潘岳、石崇、欧阳建等人亦于同年为赵王伦所害。太安二年（303）司马颖等起兵讨长沙王司马乂，陆机率20万大军为前锋，兵败受谗，被司马颖杀害。“八王之乱”本无是非可言，陆、潘等诗人为之丧命，是混乱年代造成的悲剧，也是他们热衷功名的后果。
西晋诗人多以才华自负，他们努力驰骋文思，以展现自己的才华。陆机《文赋》说“辞程才以效伎”，着文要“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为了逞才，他们对当时最能表现才华的辞赋都十分重视。陆机今存赋近五十篇，《文赋》、《豪士赋》等皆负重名。潘岳的赋，《文选》收录八篇，《秋兴赋》、《闲居赋》、《寡妇赋》等皆为名篇。左思的《叁都赋》，亦负盛名。辞赋创作既为他们带来巨大的声誉，又使他们在艺术技巧方面得到很好的训练。而他们的文才，也的确十分突出，如张华见到陆机、陆云兄弟，惊嘆曰：“伐吴之役，利获二俊。“（《晋书?陆机传》）他还说陆机为文，“才”患“太多”（《世说新语》刘注引《续文章志》）。钟嶸说：“陆才如海，潘才如江。”（《诗品上》）刘勰称陆机“才优”（《文心雕龙?熔裁》）。其他诗人亦以才见称，如“左思奇才”（《文心雕龙?才略》）；张载“有才华”（《文选》注引臧荣绪《晋书》）；张协诗“雄於潘岳，靡於太冲。风流调达，实旷代之高手”（钟嶸《诗品上》）；潘尼“有清才”（《文选》注引《文章志》）；夏侯湛“有盛才，文章巧思，名亚潘岳”（《世说新语?文学》引《文士传》）；成公绥“少有俊才”（《文选?啸赋》注引臧荣绪《晋书》）。。
由于时代的原因，潘、陆诸人不可能唱出建安诗歌的慷慨之音，也不会写出阮籍那种寄托遥深的作品，他们的努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拟古，二是追求形式技巧的进步，幷表现出繁縟的诗风。
摹拟《诗经》、汉乐府和《古诗》，成为当时的风气。陆机的《赠冯文羆迁斥丘令寺》八章、《与弟清河云诗》十章，潘岳的《关中诗》十六章、《北芒送别王世胄诗》五章等，均为四言体的名篇，这些诗学习《诗经》，但文辞趋向华美。在《乐府诗集》的《相和歌辞》中，大多数曲调都有陆机的拟作。其中陆机的其他乐府诗也往往成为后来拟作同题乐府诗的样本。陆机的《拟古诗》十二首，基本上都是拟《古诗十九首》的，在内容上皆沿袭原题，格调上变朴素为文雅，显示出诗歌文人化的倾向，其总体水平不及原作。然而陆机有时能够拟得维妙维肖，有些地方还另有特色，已属难能可贵，所以钟嶸《诗品序》将陆机拟古也列为“五言之警策”。
在诗歌技巧方面，陆机、潘岳诸人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形成了与汉魏古诗不同的艺术风貌：繁縟。正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说：“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其实，陆机在《文赋》中已经强调了这一点：“或藻思綺合，清丽芊眠。炳若縟綉，凄若繁弦。”这几句话正好可以用来评价他自己的诗风。“繁縟”，本指繁密而华茂，后用以比喻文采过人。曹植《七啟》：“步光之剑，华藻繁縟。”写宝剑被装饰得五彩斑斕，非常华丽。《文心雕龙?体性》：文体有八，五曰繁縟。“繁縟者，博喻酿采，煒燁枝派者也。”指出繁縟为诗文风格之一，其特点是文采华丽，枝叶眾多。分而言之，繁，指描写繁復、详尽，不避繁琐。縟，指色彩华丽。《说文》曰：“縟，繁彩也。”《晋书?夏侯湛潘岳张载传论》说：夏侯湛“时标丽藻”，“縟彩雕焕”；“机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芜；岳藻如江，濯美锦而增绚”；“岳实含章，藻思抑扬”；“尼标雅性，夙闻词令”；“载、协飞芳，棣华增映”。指出潘、陆、夏侯湛、张载、张协等人诗歌繁縟的特徵。
与汉魏古诗相比，太康诗风“繁縟”的特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由朴素古直趋向华丽藻饰
陆机的《拟古诗》，可以为华丽藻饰的代表。试举《古诗?西北有高楼》与陆机拟作比较如下：
△古诗舞泡网?西北有高楼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綺窗，阿阁叁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叁嘆，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鵠，奋翅起高飞。
△拟西北有高楼 陆机
高楼一何峻，迢迢峻而安。綺窗出尘冥，飞陛躡云端。佳人抚琴瑟，纤手清且闲。芳气随风结，哀响馥若兰。玉容谁能顾，倾城在一弹。伫立望日昃，躑躅再叁嘆。不怨伫立久，但愿歌者欢。思驾归鸿羽，比翼双飞翰。
这两首诗内容相同，每两句所描绘的具体情景相似，结构也一致。可是风格有朴素与华丽之别都市邪修。陆机、潘岳其他的诗作，以及张华的《情诗》、《轻薄篇》、《美女篇》等，与此类似。
二、描写由简单趋向繁復
试以《猛虎行》为例，《猛虎行》古辞为：“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野雀安无巢，游子为谁骄。”魏文帝、明帝的拟作也很简单（见《乐府诗集》卷叁十一），陆机的拟作大大地丰富了原作的内容，文辞委婉曲折，而以繁復取胜：
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恶木岂无枝，志士多苦心。整驾肃时命，杖策将远寻。饥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崇云临岸骇，鸣条随风吟。静言幽谷底，长啸高山岑。急弦无懦响，亮节难为音。人生诚未易，曷云开此衿？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
这首诗写自己在外行役的经歷，虽然壮志难酬，仍不改“耿介”之怀。情、理结合自然，描写景物细緻而生动桃运狂医，是陆诗中的上乘之作。
又如潘岳的代表作《悼亡诗》叁首，其一写丧妻后的悲痛之情：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俯仰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幃屏无仿佛，翰墨有餘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悵恍如或存，回惶忡惊惕。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隟来，晨霤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诗中叙亡妻葬后，自己準备赴任时的所见所感，笔触细腻，低徊哀婉夕阳之恋。其二、其叁虽然描写的具体情景有所变化，但总的意思与第一首相近，显得重復。所以，清人陈祚明说：“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刺刺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所嫌笔端繁冗，不能裁节，有逊乐府古诗含蕴不尽之妙耳。”（《採菽堂古诗选》卷十一）
叁、句式由散行趋向駢偶
例如陆机的名作《赴洛道中作诗》二首：
总轡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嘆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紆餘锦衣为王，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鶏鸣高树巔。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悲情触物感，沉思鬱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安轡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顿轡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
这两首诗写自己被召入洛时留恋家乡之情和前途未卜的忧虑。除首尾之外，几乎都是偶句。其駢偶化的程度不但为汉诗所未见，而且也大大超过了曹植、王粲的诗作。另如陆机的《招隐》诗、《悲哉行》及一些拟古诗也多偶句。潘岳的《金穀集作诗》、《河阳县作诗》二首、《在怀县作诗》二首以及张协的《杂诗》等，也大量运用偶句。陆、潘诸人为了加强诗歌铺陈排比的描写功能，将辞赋的句式用于诗歌，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他们诗中山水描写的成分大量增加，排偶之句主要用于描写山姿水态，为谢灵运、谢朓诸人的山水诗起了先导的作用。
总之，追求华辞丽藻、描写繁復详尽及大量运用排偶，是太康诗风“繁縟”特徵的主要表现。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看，由质朴到华丽，由简单到繁復，是必然的趋势。正如萧统所说：“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文选序》）陆、潘发展了曹植“辞采华茂”的一面，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对南朝山水诗的发展及声律、对仗技巧的成熟，有促进的作用。
第二节 左思与刘琨
咏史诗的渊源与特徵 寒士的不平与抗争 典以怨的诗风与建安风骨的再现刘琨的诗
左思曾以《叁都赋》名震京都。左思生卒年不可确考，此处用刘文忠说，见其《左思评传》（收入山东教育出版社《中国歷代着名文学家评传》第一卷）。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属山东）人。出身寒微，不好交游，貌丑口訥而博学能文。《晋书》本传谓其构思十年，写成《叁都赋》，“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泰始八年（272）左右，曾任秘书郎。惠帝时依附贾謐，为“二十四友”之一。謐被诛，乃退隐，专攻典籍。晚年举家迁冀州，数年后病终。原有集，已佚，后人辑有《左太冲集》。今存赋两篇，诗14首。《晋书》有传。但奠定其文学地位的，却是其《咏史》诗八首。《文心雕龙?才略》曰：“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於《叁都》，拔萃於《咏史》。”谢灵运则曰：“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钟嶸《诗品》引）钟嶸《诗品》将左思列在上品，足见其地位之高。
以“咏史”为诗题，始于东汉的班固。班固的《咏史》诗，直书史实，钟嶸评为“质木无文”（《诗品序》）。曹魏时，王粲、阮瑀有《咏史诗》，曹植有《叁良诗》，与左思同时的张协也有《咏史》诗。
左思的咏史诗，既受前人的影响，又有一定创新。明代胡应麟说：“太冲《咏史》，景纯《游仙》，皆晋人杰作。《咏史》之名，起自孟坚，但指一事。魏杜挚《赠毋丘俭》，叠用八古人名，堆垛寡变。太冲题实因班，体亦本社，而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干云，遂为古今绝唱。”（《诗藪》外编卷二）对咏史诗的流变及左思《咏史诗》的价值，概括得相当準确。清人何焯则认为左思的《咏史》诗是变体：“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嘆之，隐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自攄胸臆，乃又其变。”（《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从咏史诗的发展先后顺序来看，以“隐括本传”者为正体，以“自抒胸臆”者为“变体”，幷不为错，然而左思之“变体”嘀嘀代驾，成就远远超过了前人的正体。刘学鍇将魏晋南北朝的咏史诗分为叁类：一类以歌咏歷史人物的品行事跡为主，又有偏於抒情议论和偏於叙事两种，前者以王粲等咏叁良为代表，后者如左延年、傅玄的《秦女休行》等；一类以歌咏歷史事件为主，如阮籍《咏怀?驾言发魏都》等；一类系借咏史以抒怀，左思《咏史》八首为其代表。以上叁类，简括是咏人、咏事、咏怀。见刘学鍇《李商隐咏史诗的主要特徵及其对古代咏史诗的发展》，载《文学遗產》1993年第1期。
左思《咏史》诗的内容主要是寒士之不平及对士族的蔑视与抗争。西晋时，士族把持朝政，庶族寒士狠难进入政权中心，“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左思出身寒微，虽然为文“辞藻壮丽”，却无进身之阶。大约在左思20岁时，斯蒂斯其妹左棻因才名被晋武帝纳为美人，左思全家迁往洛阳，不久，他被任命为秘书郎。但毕竟出身寒门，终不被重用。在门阀制度的重压下，他壮志难酬，写了《咏史》八首以抒怀。其中有的表达对门阀制度的不满及对豪右的蔑视；有的肯定寒士自身的价值；有的慨嘆寒士生活的困顿。如其二：
鬱鬱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世胄佔据高位，寒士屈沉下僚，这是门阀制度造成的，幷且由来已久。第七首慨嘆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四位贤才的厄运。这些人都有大才，又都出身寒微，作者写他们未遇时，有穷困致死、身填沟壑之忧，感嘆：“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这是对古代门阀制度的控诉。
《咏史》其四前半极写王侯贵族的豪奢生活，后半写辞赋家扬雄生前之寂寞及死后的不朽声誉，以反衬贵族之速朽。其六云：
荆軻饮燕市，酒酣气举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诗中赞扬了荆軻、高渐离等卑贱者慷慨高歌、睥睨四海的精神，表达了对豪门权贵的蔑视。作于平吴之前的第一首云：“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自信可为国立功，但其终极目标却是“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第叁首借着赞扬段干木和鲁仲连，肯定寒士能为国排忧解难，又不图封赏，歌颂他们视功名富贵如浮云的态度。最能表现左思气概的是第五首：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这首诗先写宫延和王侯第宅之豪华，接下来用“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将前面的渲染一笔抹倒，对功名富贵表示了极度的鄙弃。他说自己只愿作一位像许由那样的高士。此诗末尾“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二句，是这组诗中的最强音。
钟嶸《诗品》置左思于上品，评其诗曰：“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宋小澄，得讽諭之致。”他的诗多引史实，故曰“典”。借古讽今，对现实政治持批评态度，故曰“怨”。而借古讽今又能做到深刻恰当，故曰“精切”。他的诗能起到讽諭作用，故曰“得讽諭之致”。钟嶸《诗品》还说左思的诗“出于公干”，公干即建安诗人刘楨。在论及陶渊明时则说“又协左思风力，”“风力”与“风骨”义近。钟嶸标举“左思风力”，含有左思再现了建安风骨的意思，这是很有道理的。
左思的《咏史》八首，开创了咏史诗借咏史以咏怀的新路，成为后世诗人效法的范例，这是他对中国诗歌史的独特贡献，所以前人评云：“创成一体，垂式千秋。”（陈祚明《採菽堂古诗选》卷十一）
刘琨（271~318），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县）人。少时豪纵，后任并州刺史等职，多次与刘聪、石勒作战，兵败，投奔幽州刺史段匹磾，因故为段所杀。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刘中山集》。今存诗四题11首。且慕老、庄，后来参加卫国斗争，思想感情发生变化，闻鶏起舞的故事，最能见其性格。《扶风歌》是刘琨的代表作之一。永嘉元年（307）他任幷州刺史，募兵千餘人，歷尽艰辛才到达任所晋阳，诗写途中经歷和激愤、忧虑之情：
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顾瞻望宫闕，俯仰御飞轩韩乔生语录。据鞍长嘆息，泪下如流泉。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一曲定江山。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揽轡命徒侣，吟啸绝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穷。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勿復陈，重陈令心伤。
刘琨被段匹磾拘时写了《答卢諶》和《重赠卢諶》，是刘琨的绝命诗。《晋书?刘琨传》说二诗“托意非常，攄畅出愤”，后一首感慨尤深。
刘琨的诗感情深厚，风格雄峻，亦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关於刘琨的诗，参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纲要》（二），第二章第叁节。
第叁节 郭璞的游仙诗
游仙诗溯源 乖远玄宗与坎壈咏怀 文采富艶寄托高远
诗歌以“游仙”名篇始于曹植，但以游仙为题材则可上溯到战国时期。清人朱乾《乐府正义》卷十二将早期的游仙诗分为两类：“游仙诸诗嫌九州之局促，思假道于天衢，大抵骚人才士不得志于时，藉此以写胸中之牢落，故君子有取焉。若始皇使博士为《仙真人诗》，游行天下，令乐人歌之，乃其惑也，后人尤而效之，惑之惑也。诗虽工，何取哉？”朱乾认为前一类游仙诗出于屈原之《远游》，《远游》中“悲时俗之迫厄兮，将轻举而远游”二句是此类诗之主旨。后一类起于秦代，《史记?秦始皇本纪》：“叁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原诗已佚，其内容当不出求仙访药、追求长生之类。继承前一类的有曹植的《五游咏》、《远游篇》、《仙人篇》、《游仙诗》等，写游仙不过是抒其愤世之情。继承后一类的有汉乐府《吟嘆曲?王子乔》、《董逃行》、《长歌行》等，都以求仙为主旨。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南闻喜（今属山西）人。博洽多闻，好经术，擅词赋，通阴阳历算、卜筮之术。东晋初官着作佐郎，后为王敦记室参军。以劝阻敦起兵，被杀。追赠弘农太守。好古文奇字，释《尔雅》、《方言》、《山海经》、《穆天子传》等。《隋书?经籍志》记载有“晋弘农太守《郭璞集》十七卷”。今不存。明人辑有《郭弘农集》。今存辞赋10篇，较完整的诗18首。《晋书》有传。今存19首，其中有9首为残篇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钟嶸《诗品》还存“奈何虎豹姿”，“戢翼栖榛梗”两个断句。钟嶸《诗品》说郭璞的《游仙诗》“辞多慷慨，乖远玄宗”，“坎壈咏怀”，这是很确切的评价。但是，由于当时玄言诗盛行，其《游仙诗》又多写隐逸生活，所以许多评论家将其诗与玄言诗联繫起来。《世说新语?文学》引《续晋阳秋》曰：“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文心雕龙?明诗》云：“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南齐书?文学传论》云：“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这种说法其实幷不符合郭璞的为人和创作实际。玄言以老庄为思想基础，老庄主张无为、逍遥。老庄的隐逸，是一种自我保全、超世绝俗的生活方式。郭璞不然，《晋书?郭璞传》说他“好经术”，其立身行事始终接近儒家。《晋书》所载他的一些奏疏，持论皆以儒家经典为本。他身处西晋末年的战乱，虽屈沉下僚，却始终留意仕进。他因“才高位卑，乃着《客傲》”（《晋书?郭璞传》）。所以他的《游仙诗》写隐居高蹈，乃是仕宦失意的反映，而非如道家之鄙弃仕途；他所抒发的不是庄子的那种逍遥精神，而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郭璞在王敦谋反事件中的矿產资源，最能见其气节。《晋书?郭璞传》载：王敦将反，温嶠、庾亮请郭璞卜筮，郭沉吟未答，温、庾又让郭卜二人之吉兇，郭曰“大吉”，这实际上是暗示温、庾必然成功。温、庾因此受到鼓舞，力劝明帝讨伐王敦。而王敦将举兵时，也让郭璞占卦，璞曰：“无成。”王敦不满，又使璞卜自己的寿命，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祸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痛苦的信仰。”王听后大怒曰：“卿寿几何？”郭璞回答说：“命尽今日日中。”王敦听到这一回答，怒不可遏，遂杀郭璞。在这一关係到国家安危和个人生死的事件中，郭璞虽以术士的面目出现，表现出来的却是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这与道家全身远祸的思想大相径庭。他的游仙是其仕途偃蹇、壮志难酬时的精神寄托，是抒发其苦闷情怀的一种特殊方式。
《游仙诗》的第一、二首，集中写其隐逸之情，如其一：
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时则保龙见，退以触藩羝。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此诗写仕宦之求不如高蹈隐逸，山林之乐胜于求仙。隐居高蹈，可以保持品德完好和自身的自由；退回尘世，则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最能显示其“坎壈”之怀的是第五首：
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珪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潜颖怨青阳，陵苕哀素秋。悲来惻丹心，零泪缘缨流。
《游仙诗》也有几首是写神仙世界的，但多别有怀抱，如第叁首含有讽刺权贵势要之意；第六首寓有警诫统治者灾祸将至之意。正如陈祚明所说：郭璞“《游仙》之作，明属寄托之词，如以‘列仙之趣’求之，非其本旨矣”（《採菽堂古诗选》卷十二）。
西晋后期至东晋初年，诗道不振，孙楚、潘尼、曹攄、枣腆诸人之诗，玄理渐多，平淡寡味，故钟嶸说其“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而郭璞《游仙诗》则以文采富丽见称于时。王隐《晋书》说郭璞“文藻粲丽”（《世说新语?文学》刘注引）；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曰：“景纯艶逸，……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钟嶸《诗品》评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平淡”，即淡乎寡味，郭璞的诗与这类作品相反，无论是写隐逸还是写神仙，都无枯燥的说理，而是以华美的文字，将隐士境界、神仙境界及山川风物都写得十分美好，具有形象性，这在当时是高出儕辈、独领风骚的，故刘勰说其“足冠中兴”，钟嶸评为“中兴第一”。
郭璞借游仙写其坎壈之怀，继承了《诗》、《骚》的比兴寄托传统。朱自清说：“后世的比体诗可以说有四大类。咏史，游仙，艶情，咏物。”“游仙之作以仙比俗，郭璞是创始的人。”（《诗言志辨?比兴?赋比兴通释》）的确，郭璞以游仙写失意之悲，与左思借咏史抒牢骚不平，有异曲同工之妙。第四节 王羲之与兰亭唱和
《兰亭集序》与兰亭诗 兰亭诗的文题及审美价值 文人雅集诗酒唱和及其对后代的影响
王羲之是东晋著名文士。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瑯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司徒王导从子。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工书法，早年从衞夫人学死亡教室，后改变初学，草书学张芝，正书学钟繇，并博采眾长，自成一家，后世尊为“书圣”。《晋书》有传。为人率直、洒脱。他虽出身高门，却淡薄宦情，好隐居，与清谈名士交游，以山水吟咏为乐。《东晋?王羲之传》说他：“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幷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王羲之与朋友们倘佯于会稽的明山秀水之间，诗酒风流，逍遥度日。其中最有名的一次聚会，便是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叁月叁日的兰亭之会。《水经注》卷四十浙江水注：“浙江又东与兰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号曰兰亭，亦曰兰上里，太守王羲之、谢安兄弟数往造焉。”《绍兴府志》谓兰亭之会在兰渚山，山“在山阴西南二十七里处，即《越绝书》勾践种兰渚田，及王羲之修禊处”。聚会的起因源于“修禊”这一习俗。古人于叁月上旬巳日，在东流水洗濯，祓除不祥。后来发展为暮春之初在水边宴饮嬉游，祓除不祥的意义反而退居其次，兰亭之会就是如此。此次聚会名流薈萃，规模宏大，与会者多达四十餘人兰亭之会的人数，《世说新语?企羡》引《临河叙》云41人，未说是否包括羲之本人。宋人施宿等撰《会稽志》卷十引《天章碑》，列42人名字。唐末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叁所列人名中有支遁，为《天章碑》所无，未知孰是。聚会的目的主要是欣赏山水，饮酒赋诗。为了增加趣味，採取流觴赋诗的方法，流觴所至，即席赋诗。作诗的规矩当是每人作四、五言诗各一首。此次聚会，王羲之、谢安、孙绰等11人成四、五言诗各一首；郗曇等15人各成诗一首；谢瑰、卞迪等16人诗不成，罚酒叁巨觥此据《天章碑》。共成诗37首，编为《兰亭集》。
兰亭之会在后世享有盛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王羲之写了一篇《兰亭集序》。此帖用蚕茧纸、鼠尾笔书，凡28行，324字，有重文者，字体悉异。关於《兰亭集序》，宋人认为其中“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殤为妄作”二句非羲之思想，据此判定《兰亭集序》的文本及书法皆非羲之所作。郭沫若即力主此说。商承祚则从书法史的角度力证《兰亭集序》非伪。关於这些序文，可参考宋人桑世昌《兰亭考》、文物出版社《兰亭论辩》。其文曰：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羣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殤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此序的前半记述这次盛会概况，写山水之美，饮酒吟咏之乐，后半由眼前之乐想到人生短促，以感慨作结，令人遐思无限。
兰亭诗的内容，或抒写山水游赏之乐，表现山水审美的情趣；或由山水直接抒发玄理。写游赏的乐趣，包括山水之美、饮酒之乐、临流赋诗之雅兴，其中心内容是在美好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中得到的审美愉悦。如王羲之：“欣此暮春，和气载柔。咏彼舞雩，异世同流。”“虽无丝与竹，玄泉有清声。虽无啸与歌，咏言有餘馨。”孙统：“时禽吟长涧，万籟吹连峰。”还有一些诗是写在山水陶冶中忘记忧愁。如王玄之：“松竹挺岩崖，幽涧激情流。萧散肆情志，酣畅豁滞忧。”王徽之：“散怀山水，萧然忘羈。”王蕴之：“散豁情志畅，尘缨忽已捐。”这一部分内容，大致相当于王羲之《兰亭集序》前半部分的意思。在山水游览中体认玄理的作品，如王羲之：“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羣籟虽参差，适我无非新。”这是从山水游赏中体悟到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谢安：“万殊混一理，安復觉彭殤。”则是抒发万物浑一、不辨彭殤的玄理。
兰亭诗无论是写山水还是写玄理，艺术水平都不高，但标志着诗人已开始留意山水审美，幷从山水中体悟玄理。这种尝试预示着山水诗将要兴起。兰亭雅集对中国文人生活情趣有重大影响，同时对诗歌流派的形成也有推动作用。
第五节 孙绰、许询与玄言诗
东晋文人的心态 玄释合流 心隐与适意：因循自然与玄理的阐发
玄言诗兴盛于东晋，一方面是魏晋玄学及清谈之风兴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东晋政局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心态有关。
公元318年，司马睿在建康即帝位，建立了东晋王朝。此时北方五胡交战，兵连祸结，幷时时覬覦江南。东晋王朝建立之初，曾数次北伐，均告失败。北方既不可恢復，江南又山清水秀，南渡士人就在此安居下来。起源于中朝的清谈之风，也被过江诸人带至东晋，幷且风气日炽。是否善于谈玄，成为分别士人雅俗的标準。东晋歷史上两位最重要的宰辅王导和谢安，皆善玄谈，处理朝政也务在清静。“时王导辅政，主幼时艰，务存大纲，不拘细目”（《晋书?庾亮传》）；“为政务在清静”（《晋书?王导传》）。谢安“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晋书?谢安传》）。这种心态对东晋文人影响很大。玄言诗的兴盛，便是在这种心态下老庄玄理与山水之美相混合的产物。
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询。孙绰（314~371），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家於会稽。少以文才着称。初为章安令，转永嘉太守，后至廷尉卿，领着作。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作家。亦能赋，其《遂初赋》、《游天臺山赋》颇有名。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孙廷尉集》。《晋书》有传。许询（生卒年不详），字玄度，高阳（今河北蠡县）人。司徒府召为掾属，不就。曾为道士，隐居永兴（今浙江萧山县），早卒。长於五言诗，与孙绰同为东晋着名玄言诗人。原有集，已佚。今存诗数首，多系残篇。其事跡见於《晋书》及《世说新语》等书。对此，《续晋阳秋》、《宋书?谢灵运传论》、钟嶸《诗品》皆有一致的看法。东晋玄言诗的发展，与佛教的流行大有关係，故玄释合流，成为东晋孙、许等人玄言诗的重要特点。玄释合流，在当时相当普遍，如王导、谢安、简文帝、孙绰、许询、王羲之、殷浩等人与名僧支道林、竺法深、释道安、竺法汰等过从甚密，佛学与玄学受到同样的尊重。名士如孙绰、许询皆精通佛理，名僧支遁等又深于老庄之学，玄佛互相渗透。《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支遁在瓦官寺讲《小品》，竺法深、孙绰等皆共听。又载：“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即后来的简文帝）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另外，名士孙绰曾作《道贤论》我为购物狂，以“竹林七贤”配七位名僧以法户配山涛，以帛法祖配嵇康，以法乘配王戎，以竺道潜配刘伶，以支遁配向秀，以于法兰配阮籍，以于道邃配阮咸。孙绰那篇自詡为“掷地作金石声”的《游天臺山赋》，即将玄言与佛理融合为一，如“散以象外之说，畅以无生之篇。悟遣有之不尽，觉涉无之有间。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释二名之同出，消一无于叁幡”。亦玄亦佛，老释参用。
玄释合流，给东晋玄言诗人的思想和生活带来很大影响。思想上，支遁注《逍遥游》之新义，为众人所接受。东晋士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又处于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环境中，没有採取老庄以至阮籍、嵇康那样鄙弃功名、追求自然的生活方式，而是追求“心隐”，无论在朝在野，只求适意而已。以幽雅从容的风度，过着风流瀟洒的生活。当时方内名士与方外高僧无不追求这种生活方式，而这一生活的主体，便是山水、清谈和诗酒风流。东晋玄言诗便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发展的。
东晋玄言诗的特点，钟嶸《诗品序》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从现存玄言诗来看的确淡乎寡味，缺乏形象。玄言诗人虽多与名僧交往，但玄释合流，主要体现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在现存的玄言诗中，没有多少佛学的痕迹，即使在名僧支遁的诗中，也是以抒发老庄玄理为主。玄言诗中也有形象性较强的作品，大都借山水以抒情，试以孙绰《秋日诗》为例：
萧瑟仲秋月，飂戾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雕。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淡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
此诗写仲秋时分万木萧条的景物和作者的感慨。“抚菌”句用《庄子?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语义，写悲秋之感，寓人生短促之意。“攀松”句用《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语义，写自己的节操志向。“垂纶”二句直抒厌弃市朝之情。末二句用《庄子?秋水》的典故，说自己这种逍遥林野的生活，跟庄子的濠上之游没有什么区别。
支遁的《咏怀诗》五首也是典型的玄言诗，第一、二首直叙老庄哲理，语言枯燥，内容玄虚；后叁首有游仙诗的意味，形象与玄理也未能统一。第四首中所说“近非域中客，远非世外臣”，正是东晋士人“心隐”生活的绝妙写照。
释道安的弟子慧远及其道友、文友，开始以佛理入诗，如慧远的《庐山东林杂诗》，在写山水游乐的同时，抒发佛理。刘程之、王乔之、张野各有一首《奉和慧远游庐山诗》。其餘如张翼有《赠沙门竺法頵》叁首、《答庾僧渊诗》，王齐之有《念佛叁昧诗》四首，或咏佛理，或写佛境，也受到玄言诗的影响。
东晋玄言诗本身的艺术价值幷不高，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却相当深远，如谢灵运的山水诗，白居易诸人的说理诗，宋明理学家之诗，都或多或少受其熏染。玄言诗在东晋百年间佔据主导地位，毕竟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环。玄言诗为诗歌说理所积累的正反面经验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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