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篁随笔|是时候告诉孩子真相了：语文课本上的周扒皮实际上是个好人-东篁书院
周春富，听来有些陌生，他的外号却铭刻在了几代中国人的脑海里。他就是‘’半夜鸡叫‘’里的坏地主周扒皮。
动画片里，教科书里，甚至儿歌里都有周扒皮的身影。
周扒皮，
五十一，
半夜三更来偷鸡，
我们正在做游戏，
一把抓住周扒皮。
周扒皮为了不让辛苦一年的长工们拿到工钱，半夜起来学鸡叫，让长工们天不亮就下地干活，想要活活累死他们。小时候看了周扒皮的事迹恨得牙根痒，周扒皮这个坏地主，坏事做尽，绝对是贫下中农的阶级斗争对象，我要毫不犹豫的同地主阶级作斗争。
当时年纪尚小，不懂得分辨就真的相信了世间有比鸡起的还早的老板。现在想想，东北的冬天是没有多少活的，大部分时间是猫冬，哪里有那么多的活需要长工们半夜里起来干。怀着这样的疑问，我走近了那段往事，结论是：半夜鸡叫背后的故事令人不寒而栗。
1.家业初具规模
清朝初年，周春富先祖从山东黄县响应号召来到了辽东半岛垦荒，和大部分闯关东的山东人一样，周家先祖在旅顺登岸，然后各奔东西寻找合适的落脚之处，几经选择，最终将家安在了复县，即为今日之瓦房店市。
周家先祖勤勤恳恳，安分守己，最终在复县黄店屯村站稳脚跟。俗话说：“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周家经过几代人的经营，传到周春富这一辈已经有了几亩薄田，周春富不必为了吃饭问题而烦恼。
但是周春富不同于他的父辈，他善于经营，精打细算，为了把家业做大呕心沥血，对自己、对家人几近苛刻。苦心人天不负，周春富只要手里有余钱就要买地，跟地头的农民闲聊，结尾总要问家人地卖不卖。一来二去，手里的地越来越多，最后发展到了200多亩。种的地多了，收的粮多了，就把卖粮的钱用于投资实业，慢慢的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家杂货铺相继开张，事业可谓蒸蒸日上。
电视剧《闯关东》里面，主人公朱开山就是个励志的典型，他一家人冒死来到关东，置地挖金子，挖金子置地，勤恳经营，终于挣得一份大家业。而周春富就是现实版的典型，不偷不抢，一家人的吃喝都是土地里刨出来的。
在黄店屯，年长些与周春富有过接触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的还是穿的，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
在周家做过多年长工的王义帧回忆说：“周春富“从不闲着”，伙计铡草的时候他帮着续草，他续草铡出的苞米秸长短匀齐，牲口爱吃。有个特殊要求，无论是伙计还是儿女媳妇，干活时不准穿红挂绿，怕粘灰就不能撒手干。”
2.土改下的冤魂
1947年底，土改工作组进驻黄店屯村。划分阶级属性的根据是毛泽东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文中对农村的阶级关系进行了分类。那些“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 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而对富农的描述则是，“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
周春富不曾出租土地，主要是雇佣长工干活。富农的属性更匹配一些。但在1947年的大环境下，这些理论上的划分只是参考，村内的政治氛围和工作组的工作方式决定了一切。在黄店屯，拥有 20多口人，200多亩土地的周家最终被划作了双富农。人均十亩地，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算不得突出，但周家除了土地，还有几个坊铺，这在村里是被认为是“很有钱”的象征，而“有钱”，则是划分阶级，平分财产的一个前提。周春富费尽心思积攒起的家业，最终成为了致命的包袱。
暴风骤雨很快席卷了周家，“数不清的脚踏进院子，翻箱倒柜挖地刨坑，然后把筛糠样的地主老财父子婆娘揪斗到街上戴高帽挂铁牌，鞭棍啐骂一浪高过一浪。太姥爷的几个孩子扶着破碎的窗棂惊恐万状核爆默示录。亲朋们早就鸟兽散或作壁上观或劈天跺地划开界线。”孟令骞根据自己的寻访复原了当时的情景。
一个自称给高家放过猪的小孩，多年后回忆，“周春富让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给枪毙了！那天我们家乡人山人海地去看，尤其是老人们都非常高兴方山子传翻译。”
1947年12月的某天，黄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学。“周春富被拎过来宿敌冤家，贫下中农代表们控诉完毕之后，上去围攻，打啊踢啊。”周家长工阎振明至今还记得当年的场景。
“你踢了吗？”阎振明一楞，沉默了两秒钟，脸扭向一旁，苦笑着说:“谁敢不踢啊，阶级斗争，阶级一划分那就是敌人。你不踢，不表态，就说明阶级立场有问题。”
1947的暴风骤雨，做为个体的人是很难表达自我的，唯一允许做的是随大流，谈不上泯灭良知，但求自保。但是这种忆苦思甜式的批斗方式一直持续到20年后的文革中。
文革中，当年求自保的周家长工们开始怀念周春富的好。
文革中，时任革委会主任的孔庆祥找到曾在周家当过长工的孔兆明，要他上台讲讲周春富的问题，对贫下中农进行再教育。他是当年周家4个长工里年龄最小的一个。
孔兆明上台开始讲周春富如何剥削长工，讲着讲着不自主地说起，老周家伙食不错杰西卡·史丹，“我们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还要好。”干部们一听，急了周炜老婆，赶快拉他下来。
曾在周家打过短工的孔宪德说，“农忙的时候， 就去帮忙，好吃好喝不说，你还得给我工钱，不给工钱谁给他干？一天的工钱还能买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给你干。”而孔宪德的哥哥孔宪丞在周家做过多年的长工，“一年挣8石粮食，养活全家。”老长工王义帧则说:“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
“我经常听父辈们回忆，唉，人家周家有那么坏吗？但那个时候谁敢说他 好？”1947年，赵桂春出生于黄店屯附近的黄堡屯。61年后，她坐在大连图书馆看书，反思以前的事儿:“在暴力面前没有人道，在血面前谁不恐惧超生培欲？”
3.“周扒皮”的诞生
周春富被批斗致死后的第三年，那个自称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在部队里开始”画“书。他叫高玉宝，也是闯关东的黄县人，就住在黄店屯旁边的孙家屯。只读过一个月的书，认不得几个字，写书对他来说就是天方夜谭。但是，在部队里普遍文盲的情况下，这个热爱学习的战士被当作了扫盲典型。”文盲作家“应运而生，然而他画的书是不可能出版的，总政治部找到了当时<解放军文艺>副总编荒草负责为其修改。荒草觉得根本没有修改的可能性，于是代笔写了前十三章，书名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就叫《高玉宝》。
1951年年底，署名为“荒草”的作者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文艺》报道了文盲战士高玉宝刻苦学文化和写书的事迹，《解放军文艺》还陆续刊出了高玉宝小说的部分章节，《我要读书》和《半夜鸡叫》即是其中两篇。全国的报刊杂志纷纷转载，高玉宝很快被塑造成脱盲典范，一名热情讴歌新社会的著名工农兵作家、文艺战士。
高玉宝火了热血军魂，小说里的人物却是用的真名真姓。第九章里半夜学鸡叫的周春富在死去几年后，又成了全国各地唾弃的典型，他的后人们再一次成了学校里、村子里街谈巷议的坏分子，他们是周扒皮的后人，他们被人称为”地主羔子“。
不敢想象，他们的后人经历过什么样的屈辱遭遇，他们活着比死都难。
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我在到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没吭声，说是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他地方就没有。
从上世纪40年代初到1947年土改期间，曾外祖父家里，老大、老三负责种地，老二做生意，其他孩子读书。因为人手不够，陆续雇过长工和短工，都有名有姓。高玉宝自称在周家放过猪，但周家人从来没见过他。
我的外祖父周长义，于2008年春节过后离开人世。生前，他见到我，一直重复一句话：咱家没剥削过人，也从没见过高玉宝这个人。1963年春夏之交，他（高玉宝）来了一趟。我和人正在地里干活。高玉宝40岁模样，招呼大家一起要开个小会。我这也是第一次见到高玉宝。高玉宝对我说：谁说我没在你家干过活？我学木匠时还给你家做过马槽子。这事很多人都清楚。人家来调查，你们照我那样说没有错。高玉宝又说他现在很烦恼，小人多。他又对我说，缪海梅写“周扒皮”不是写你家的事，不是写咱这地方的事，但天底下能没有这样的事吗？小说是拿到全国来教育群众的，有没有重名重姓的，肯定有。回去告诉你们家里大人和小学生，不要乱讲话……
据外祖父周长义回忆，高玉宝这番话，中心意思就一句：外面来人问要回答，我在老周家干过活。
1963年的年度关键词是“忆苦思甜”。这似乎可以为高玉宝急着到家乡“开小会”做注脚。
给曾外祖父家做过10年长工的刘德义，中共建政后做过大队的贫协主席，于1978年去世。他的儿子告诉我，从来没听他爹说过周春富家半夜学鸡叫失踪女人。
后记
半夜鸡叫禁不住推敲，荒唐至极。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理性是不存在的，为了树立阶级对立观念，周春富成了牺牲品；为了扫盲，周春富的后人又成了牺牲品。这个家族的坎坷命运在近百年的历史里淹没了，良知、人性没有回归，屈辱却在延续。我不想说谁是谁非，高玉宝的所作只是政治教化的成功，对于他自己来说，何尝不是一个受害者。
时至今日，依然没有人站出来对周春富的家人说声对不起。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再助纣为虐，告诉我们的孩子，周扒皮是个好人。
附录：地主周扒皮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坏——周扒皮原型揭秘
“周扒皮,爱吃鸡,半夜三更来偷鸡。我们正在做游戏,一把抓住周扒皮。问他为啥来偷鸡, 他说他老婆爱吃鸡。这是个我们从小就听说过的歌谣，自此对周扒皮的印象就停留在了偷鸡贼这个名词上。其实周扒皮听到这个真的会从坟墓里跳出来吧，因为真实的周扒皮并是不是如歌谣里说所的那样，揭开历史真相还原真实的周扒皮。
“周扒皮”这个名字，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一说到“周扒皮”人们自然就想起《半夜鸡叫》的故事，一个老地主奸诈残酷剥削农民发家的秘密活脱脱的展现在世人眼前，不能不激起人们的阶级仇恨。
“周扒皮”一词出自战士作家高玉宝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一书中的一个地主人物形象，既然是“自传体”，作品中的人和事就应该如同书名《高玉宝》一样理应是真人真事。这个叫“周扒皮”的人物原型是谁呢？“周扒皮”又是怎样一个人呢？近年，《高玉宝》一书中“周扒皮”的后人玄外孙孟令骞通过走访老家访问了与“周扒皮”同时代并与之相处过老人，向人们复原了一个真实的“周扒皮”
“周扒皮”故事原型名叫周春富，辽东半岛中西部的复县黄店屯村人（今瓦房店市）“老周家也是闯关东过来的李润祺。”83岁的黄店屯农民阎振明说。具体哪年哪月从山东迁来的，周家后人也不明晓，周春富的玄外孙孟令骞推测，大概是在清初。
和东北其它地方一样，复县长期地广人稀。清初召民垦荒，一些山东人来到这儿。雍正十二年（1734年），人丁才增至5278名。当时烤漆龙骨，八旗官兵“跑马圈地”，戍边官兵“按丁授田”，包括周春富的先辈在内的移民们，则自己动手垦荒。周家的先祖在这里定居下来，开荒、种地、生孩子，一户人就这样繁衍生息下来。
后来的移民，能选择的好地越来越少，有人干脆租地。天灾人祸、家道中落等原因，也会导致土地的流通和集中。即便如此，这里的人地关系远没有中原地区紧张。1914年，政府丈量登记，明确土地所有权，三年后统计，复县（加微信号shenchea为好友，朋友圈文章更有种、有趣、有料。）共有耕地面积1517570亩，农户46610户，其中87%是自种户、自种兼租种户，仅有少量农民完全靠租地为生。
周家到了周春富这一辈，并不算富裕，按阎振明的说法，周春富“继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但在周春富看来，那些浮财不过是过眼云烟，只有土地才是结结实实的保障，地里出一家人的吃喝，子孙也能受益。
于是，这个勤俭、精明的农家子弟，开始一点点地攒钱、置地。他的勤俭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在黄店屯，年长些与周春富有过接触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的还是穿的，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周春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抠门。一个流传甚广的细节是，“周家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来，放到盖子上晒干了日后吃。”
在周家做过多年长工的王义帧回忆说，周春富从“从不闲着”，伙计铡草的时候他帮着续草，他续草铡出的苞米秸长短匀齐，牲口爱吃。“有个特殊要求，无论是伙计还是儿女媳妇，干活时不准穿红挂绿，怕粘灰就不能撒手干。”“周家院子里是不能有鸡粪的，孩子回家了就拿起小铲子往院坑里拾掇。家里不养牛养骡马，脚力快也干净。我在他家要早起。他家人养成了习惯，冬天天还没亮点了煤油灯，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人家都起来了，你伙计还能赖在被窝里吗，起来没有事编筐拣狗粪。”2006年，王义帧在接受周春富的玄外孙孟令骞访谈时回忆说。
在黄店屯，老周家的5个儿子也让人羡慕，“家里人手多，大儿子干农活，二儿子管家，三儿子赶车，几个儿子都有分工，个个勤快。脑子也灵，都能挣钱。”
为了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太姥爷，孟令骞多年来寻访了几十个与周家有交往的人，据他介绍，周家“挣钱了就买地，地多了就雇长工，从三五个到七八个的时候都有。太姥爷和长工一样干活，一大早就赶马车出去，回来挂一胡子霜。”
长工王义帧对周春富买地的嗜好印象深刻：“老头把家，就愿意买地。和人家在地头说话，末了就问，你的地卖不卖啊？”
周春富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为周家积攒了一大份家业。1947年，这份家业约合240亩土地，还有“四大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
1945年10月，东北光复，八路军接收了伪满政权，复县民主政府成立，黄店屯村也随之解放了。可没想到，一年之后，国民党军队又打进来。又过了半年，辽东地区东北民主联军反攻胜利，黄店屯又迎来了二次解放。
二次解放后，黄店屯最激烈的变化，就是土改工作组进村了。工作队来的时候，是12月，村里的老人们回忆，“工作队的人当年大都是兵，还有干部，有从沈阳来的，有从胶东来的。”
“土改”很快成为东北农村的流行语。不过，1946年那次土改跟周春富没太大关系。当时的主要内容是“减租减息”以及分配“敌伪大汉奸”土地给无地和少地农民，周家没土地出租，也没人当汉奸，算不得改革对象。
1947年年底，当土改工作队第二次进村的时候，周春富年逾花甲，和黄店屯的其他老人一样，他夏天上身不爱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黑紫。如果没什么意外，他也快像其他老人一样，不用再自己下地，把土地彻底交给下一辈，自己颐养天年。
但周春富的命运却因为一纸通知而发生了彻底改变。这年10月，中共召开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之后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东北局发出《东北解放区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辽宁各地党政领导决定，“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彻底解决平分土地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一年12月，中共复县县委抽调上千名干部，组成工作队进村了。
在黄店屯，拥有20多口人，200多亩土地的周家最终被划作了地主。人均十亩地，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算不得突出，但周家除了土地，还有几个坊铺，这在村里是被认为“很有钱”的象征，而“有钱”，则是划分阶级，平分财产的一个前提。周春富费尽心思积攒起的家业，最终成为了致命的包袱。
1947年12月的某天，黄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学。“周春富被拎过来，贫下中农代表们控诉完毕之后，上去围攻，打啊踢啊。”阎振明至今还记得当年的场景。
“你踢了吗？”阎振明一楞，沉默了两秒钟，脸扭向一旁，苦笑着说：“谁敢不踢啊，阶级斗争，阶级一划分那就是敌人。你不踢，不表态，就说明阶级立场有问题。”
在这样的氛围中，周春富的一些问题，逐渐被“挖掘”出来。一个当年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若干年后回忆，“这地主真太可恨！周家的四个儿媳妇，得被他逼着干活！一个月头10天，大儿媳妇做饭，二儿媳妇做菜，第三个儿媳妇当‘后勤部长’，推碾子拉磨什么都干。这10天四儿媳妇可以‘休息’，给孩子缝缝补补做衣服。下一个十天，就按顺序‘轮岗’......对家人他都这么抠，对我们扛大活的长工，你想想得狠到什么地步！”
暴风骤雨很快席卷了周家，“数不清的脚踏进院子，翻箱倒柜挖地刨坑，然后把筛糠样的地主老财父子婆娘揪斗到街上戴高帽挂铁牌，鞭棍唾骂声一浪高过一浪。太姥爷的几个孩子扶着破碎的窗棂惊恐万状。亲朋们早就鸟兽散或作壁上观或劈天跺地划开界线。”孟令骞根据自己的寻访复原了当时的情景。
周春富几乎是土改刚刚开始不久，他就被“镇压”了。周春富具体是怎样死的，由于没有正常的法律审判程序，已经找不到档案记载。村里的一些老人们说，周春富就是开批斗会时，被活活打死的。而那个给高家放过猪的那个小孩，多年后回忆，“周春福（富）让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给枪毙了！那天我们家乡人山人海地去看，尤其是老人们都非常高兴。”
周春富的死，在这样的大风潮下，并算不得什么特别突出的事件。但让周春富“扬名”的则是另外一件事情。周春富死后两年，那个曾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参加了解放军，在行军打仗的途中，开始动笔根据自己的经历撰写长篇小说。
后来，“在总政文化部首长和解放军文艺社领导、编辑的关怀、帮助下，在老作家荒草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我每天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反复修改书稿。《解放军文艺》把我改出的书稿全部连载了。”
这个小孩，就是著名的战士作家高玉宝。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高玉宝》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其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
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在到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她问道：“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高玉宝没吭声，只说是：“（加微信号shenchea为好友，朋友圈文章更有种、有趣、有料。）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高玉宝向他的读者玩了个大胆假设，胡乱求证。
看来，“周扒皮”实有其人——周春富，一个闯关东人的后裔；而“半夜鸡叫”纯属子虚乌有。
但真实与否已不重要，这个“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荒唐举动，最终成为了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代名词。
黄店屯93岁的老人高殿荣，至今还住在土改时分给她的周家三间老屋里焰影神兵，她回忆起周春富时，只说了一句，“不是恶人，不霸道。”在传统的乡村道德语境内，“好”和“恶”是最基本的两个标准。
周春富，听来有些陌生，他的外号却铭刻在了几代中国人的脑海里。他就是‘’半夜鸡叫‘’里的坏地主周扒皮。
动画片里，教科书里，甚至儿歌里都有周扒皮的身影。
周扒皮，
五十一，
半夜三更来偷鸡，
我们正在做游戏，
一把抓住周扒皮。
周扒皮为了不让辛苦一年的长工们拿到工钱，半夜起来学鸡叫，让长工们天不亮就下地干活，想要活活累死他们。小时候看了周扒皮的事迹恨得牙根痒，周扒皮这个坏地主，坏事做尽，绝对是贫下中农的阶级斗争对象，我要毫不犹豫的同地主阶级作斗争。
当时年纪尚小，不懂得分辨就真的相信了世间有比鸡起的还早的老板。现在想想，东北的冬天是没有多少活的，大部分时间是猫冬，哪里有那么多的活需要长工们半夜里起来干。怀着这样的疑问，我走近了那段往事，结论是：半夜鸡叫背后的故事令人不寒而栗。
1.家业初具规模
清朝初年，周春富先祖从山东黄县响应号召来到了辽东半岛垦荒，和大部分闯关东的山东人一样，周家先祖在旅顺登岸，然后各奔东西寻找合适的落脚之处，几经选择，最终将家安在了复县，即为今日之瓦房店市。
周家先祖勤勤恳恳，安分守己，最终在复县黄店屯村站稳脚跟。俗话说：“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周家经过几代人的经营，传到周春富这一辈已经有了几亩薄田，周春富不必为了吃饭问题而烦恼。
但是周春富不同于他的父辈，他善于经营，精打细算，为了把家业做大呕心沥血，对自己、对家人几近苛刻。苦心人天不负，周春富只要手里有余钱就要买地，跟地头的农民闲聊，结尾总要问家人地卖不卖。一来二去，手里的地越来越多，最后发展到了200多亩。种的地多了，收的粮多了，就把卖粮的钱用于投资实业，慢慢的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家杂货铺相继开张，事业可谓蒸蒸日上。
电视剧《闯关东》里面，主人公朱开山就是个励志的典型，他一家人冒死来到关东，置地挖金子，挖金子置地，勤恳经营，终于挣得一份大家业。而周春富就是现实版的典型，不偷不抢，一家人的吃喝都是土地里刨出来的。
在黄店屯，年长些与周春富有过接触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的还是穿的，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
在周家做过多年长工的王义帧回忆说：“周春富“从不闲着”，伙计铡草的时候他帮着续草，他续草铡出的苞米秸长短匀齐，牲口爱吃。有个特殊要求，无论是伙计还是儿女媳妇，干活时不准穿红挂绿，怕粘灰就不能撒手干。”
2.土改下的冤魂
1947年底，土改工作组进驻黄店屯村。划分阶级属性的根据是毛泽东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文中对农村的阶级关系进行了分类。那些“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 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而对富农的描述则是，“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
周春富不曾出租土地，主要是雇佣长工干活。富农的属性更匹配一些。但在1947年的大环境下，这些理论上的划分只是参考，村内的政治氛围和工作组的工作方式决定了一切。在黄店屯，拥有 20多口人，200多亩土地的周家最终被划作了双富农。人均十亩地，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算不得突出，但周家除了土地，还有几个坊铺，这在村里是被认为是“很有钱”的象征，而“有钱”，则是划分阶级，平分财产的一个前提。周春富费尽心思积攒起的家业，最终成为了致命的包袱。
暴风骤雨很快席卷了周家，“数不清的脚踏进院子，翻箱倒柜挖地刨坑，然后把筛糠样的地主老财父子婆娘揪斗到街上戴高帽挂铁牌，鞭棍啐骂一浪高过一浪。太姥爷的几个孩子扶着破碎的窗棂惊恐万状核爆默示录。亲朋们早就鸟兽散或作壁上观或劈天跺地划开界线。”孟令骞根据自己的寻访复原了当时的情景。
一个自称给高家放过猪的小孩，多年后回忆，“周春富让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给枪毙了！那天我们家乡人山人海地去看，尤其是老人们都非常高兴方山子传翻译。”
1947年12月的某天，黄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学。“周春富被拎过来宿敌冤家，贫下中农代表们控诉完毕之后，上去围攻，打啊踢啊。”周家长工阎振明至今还记得当年的场景。
“你踢了吗？”阎振明一楞，沉默了两秒钟，脸扭向一旁，苦笑着说:“谁敢不踢啊，阶级斗争，阶级一划分那就是敌人。你不踢，不表态，就说明阶级立场有问题。”
1947的暴风骤雨，做为个体的人是很难表达自我的，唯一允许做的是随大流，谈不上泯灭良知，但求自保。但是这种忆苦思甜式的批斗方式一直持续到20年后的文革中。
文革中，当年求自保的周家长工们开始怀念周春富的好。
文革中，时任革委会主任的孔庆祥找到曾在周家当过长工的孔兆明，要他上台讲讲周春富的问题，对贫下中农进行再教育。他是当年周家4个长工里年龄最小的一个。
孔兆明上台开始讲周春富如何剥削长工，讲着讲着不自主地说起，老周家伙食不错杰西卡·史丹，“我们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还要好。”干部们一听，急了周炜老婆，赶快拉他下来。
曾在周家打过短工的孔宪德说，“农忙的时候， 就去帮忙，好吃好喝不说，你还得给我工钱，不给工钱谁给他干？一天的工钱还能买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给你干。”而孔宪德的哥哥孔宪丞在周家做过多年的长工，“一年挣8石粮食，养活全家。”老长工王义帧则说:“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
“我经常听父辈们回忆，唉，人家周家有那么坏吗？但那个时候谁敢说他 好？”1947年，赵桂春出生于黄店屯附近的黄堡屯。61年后，她坐在大连图书馆看书，反思以前的事儿:“在暴力面前没有人道，在血面前谁不恐惧超生培欲？”
3.“周扒皮”的诞生
周春富被批斗致死后的第三年，那个自称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在部队里开始”画“书。他叫高玉宝，也是闯关东的黄县人，就住在黄店屯旁边的孙家屯。只读过一个月的书，认不得几个字，写书对他来说就是天方夜谭。但是，在部队里普遍文盲的情况下，这个热爱学习的战士被当作了扫盲典型。”文盲作家“应运而生，然而他画的书是不可能出版的，总政治部找到了当时<解放军文艺>副总编荒草负责为其修改。荒草觉得根本没有修改的可能性，于是代笔写了前十三章，书名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就叫《高玉宝》。
1951年年底，署名为“荒草”的作者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文艺》报道了文盲战士高玉宝刻苦学文化和写书的事迹，《解放军文艺》还陆续刊出了高玉宝小说的部分章节，《我要读书》和《半夜鸡叫》即是其中两篇。全国的报刊杂志纷纷转载，高玉宝很快被塑造成脱盲典范，一名热情讴歌新社会的著名工农兵作家、文艺战士。
高玉宝火了热血军魂，小说里的人物却是用的真名真姓。第九章里半夜学鸡叫的周春富在死去几年后，又成了全国各地唾弃的典型，他的后人们再一次成了学校里、村子里街谈巷议的坏分子，他们是周扒皮的后人，他们被人称为”地主羔子“。
不敢想象，他们的后人经历过什么样的屈辱遭遇，他们活着比死都难。
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我在到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没吭声，说是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他地方就没有。
从上世纪40年代初到1947年土改期间，曾外祖父家里，老大、老三负责种地，老二做生意，其他孩子读书。因为人手不够，陆续雇过长工和短工，都有名有姓。高玉宝自称在周家放过猪，但周家人从来没见过他。
我的外祖父周长义，于2008年春节过后离开人世。生前，他见到我，一直重复一句话：咱家没剥削过人，也从没见过高玉宝这个人。1963年春夏之交，他（高玉宝）来了一趟。我和人正在地里干活。高玉宝40岁模样，招呼大家一起要开个小会。我这也是第一次见到高玉宝。高玉宝对我说：谁说我没在你家干过活？我学木匠时还给你家做过马槽子。这事很多人都清楚。人家来调查，你们照我那样说没有错。高玉宝又说他现在很烦恼，小人多。他又对我说，缪海梅写“周扒皮”不是写你家的事，不是写咱这地方的事，但天底下能没有这样的事吗？小说是拿到全国来教育群众的，有没有重名重姓的，肯定有。回去告诉你们家里大人和小学生，不要乱讲话……
据外祖父周长义回忆，高玉宝这番话，中心意思就一句：外面来人问要回答，我在老周家干过活。
1963年的年度关键词是“忆苦思甜”。这似乎可以为高玉宝急着到家乡“开小会”做注脚。
给曾外祖父家做过10年长工的刘德义，中共建政后做过大队的贫协主席，于1978年去世。他的儿子告诉我，从来没听他爹说过周春富家半夜学鸡叫失踪女人。
后记
半夜鸡叫禁不住推敲，荒唐至极。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理性是不存在的，为了树立阶级对立观念，周春富成了牺牲品；为了扫盲，周春富的后人又成了牺牲品。这个家族的坎坷命运在近百年的历史里淹没了，良知、人性没有回归，屈辱却在延续。我不想说谁是谁非，高玉宝的所作只是政治教化的成功，对于他自己来说，何尝不是一个受害者。
时至今日，依然没有人站出来对周春富的家人说声对不起。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再助纣为虐，告诉我们的孩子，周扒皮是个好人。
附录：地主周扒皮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坏——周扒皮原型揭秘
“周扒皮,爱吃鸡,半夜三更来偷鸡。我们正在做游戏,一把抓住周扒皮。问他为啥来偷鸡, 他说他老婆爱吃鸡。这是个我们从小就听说过的歌谣，自此对周扒皮的印象就停留在了偷鸡贼这个名词上。其实周扒皮听到这个真的会从坟墓里跳出来吧，因为真实的周扒皮并是不是如歌谣里说所的那样，揭开历史真相还原真实的周扒皮。
“周扒皮”这个名字，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一说到“周扒皮”人们自然就想起《半夜鸡叫》的故事，一个老地主奸诈残酷剥削农民发家的秘密活脱脱的展现在世人眼前，不能不激起人们的阶级仇恨。
“周扒皮”一词出自战士作家高玉宝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一书中的一个地主人物形象，既然是“自传体”，作品中的人和事就应该如同书名《高玉宝》一样理应是真人真事。这个叫“周扒皮”的人物原型是谁呢？“周扒皮”又是怎样一个人呢？近年，《高玉宝》一书中“周扒皮”的后人玄外孙孟令骞通过走访老家访问了与“周扒皮”同时代并与之相处过老人，向人们复原了一个真实的“周扒皮”
“周扒皮”故事原型名叫周春富，辽东半岛中西部的复县黄店屯村人（今瓦房店市）“老周家也是闯关东过来的李润祺。”83岁的黄店屯农民阎振明说。具体哪年哪月从山东迁来的，周家后人也不明晓，周春富的玄外孙孟令骞推测，大概是在清初。
和东北其它地方一样，复县长期地广人稀。清初召民垦荒，一些山东人来到这儿。雍正十二年（1734年），人丁才增至5278名。当时烤漆龙骨，八旗官兵“跑马圈地”，戍边官兵“按丁授田”，包括周春富的先辈在内的移民们，则自己动手垦荒。周家的先祖在这里定居下来，开荒、种地、生孩子，一户人就这样繁衍生息下来。
后来的移民，能选择的好地越来越少，有人干脆租地。天灾人祸、家道中落等原因，也会导致土地的流通和集中。即便如此，这里的人地关系远没有中原地区紧张。1914年，政府丈量登记，明确土地所有权，三年后统计，复县（加微信号shenchea为好友，朋友圈文章更有种、有趣、有料。）共有耕地面积1517570亩，农户46610户，其中87%是自种户、自种兼租种户，仅有少量农民完全靠租地为生。
周家到了周春富这一辈，并不算富裕，按阎振明的说法，周春富“继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但在周春富看来，那些浮财不过是过眼云烟，只有土地才是结结实实的保障，地里出一家人的吃喝，子孙也能受益。
于是，这个勤俭、精明的农家子弟，开始一点点地攒钱、置地。他的勤俭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在黄店屯，年长些与周春富有过接触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的还是穿的，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周春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抠门。一个流传甚广的细节是，“周家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来，放到盖子上晒干了日后吃。”
在周家做过多年长工的王义帧回忆说，周春富从“从不闲着”，伙计铡草的时候他帮着续草，他续草铡出的苞米秸长短匀齐，牲口爱吃。“有个特殊要求，无论是伙计还是儿女媳妇，干活时不准穿红挂绿，怕粘灰就不能撒手干。”“周家院子里是不能有鸡粪的，孩子回家了就拿起小铲子往院坑里拾掇。家里不养牛养骡马，脚力快也干净。我在他家要早起。他家人养成了习惯，冬天天还没亮点了煤油灯，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人家都起来了，你伙计还能赖在被窝里吗，起来没有事编筐拣狗粪。”2006年，王义帧在接受周春富的玄外孙孟令骞访谈时回忆说。
在黄店屯，老周家的5个儿子也让人羡慕，“家里人手多，大儿子干农活，二儿子管家，三儿子赶车，几个儿子都有分工，个个勤快。脑子也灵，都能挣钱。”
为了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太姥爷，孟令骞多年来寻访了几十个与周家有交往的人，据他介绍，周家“挣钱了就买地，地多了就雇长工，从三五个到七八个的时候都有。太姥爷和长工一样干活，一大早就赶马车出去，回来挂一胡子霜。”
长工王义帧对周春富买地的嗜好印象深刻：“老头把家，就愿意买地。和人家在地头说话，末了就问，你的地卖不卖啊？”
周春富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为周家积攒了一大份家业。1947年，这份家业约合240亩土地，还有“四大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
1945年10月，东北光复，八路军接收了伪满政权，复县民主政府成立，黄店屯村也随之解放了。可没想到，一年之后，国民党军队又打进来。又过了半年，辽东地区东北民主联军反攻胜利，黄店屯又迎来了二次解放。
二次解放后，黄店屯最激烈的变化，就是土改工作组进村了。工作队来的时候，是12月，村里的老人们回忆，“工作队的人当年大都是兵，还有干部，有从沈阳来的，有从胶东来的。”
“土改”很快成为东北农村的流行语。不过，1946年那次土改跟周春富没太大关系。当时的主要内容是“减租减息”以及分配“敌伪大汉奸”土地给无地和少地农民，周家没土地出租，也没人当汉奸，算不得改革对象。
1947年年底，当土改工作队第二次进村的时候，周春富年逾花甲，和黄店屯的其他老人一样，他夏天上身不爱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黑紫。如果没什么意外，他也快像其他老人一样，不用再自己下地，把土地彻底交给下一辈，自己颐养天年。
但周春富的命运却因为一纸通知而发生了彻底改变。这年10月，中共召开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之后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东北局发出《东北解放区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辽宁各地党政领导决定，“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彻底解决平分土地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一年12月，中共复县县委抽调上千名干部，组成工作队进村了。
在黄店屯，拥有20多口人，200多亩土地的周家最终被划作了地主。人均十亩地，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算不得突出，但周家除了土地，还有几个坊铺，这在村里是被认为“很有钱”的象征，而“有钱”，则是划分阶级，平分财产的一个前提。周春富费尽心思积攒起的家业，最终成为了致命的包袱。
1947年12月的某天，黄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学。“周春富被拎过来，贫下中农代表们控诉完毕之后，上去围攻，打啊踢啊。”阎振明至今还记得当年的场景。
“你踢了吗？”阎振明一楞，沉默了两秒钟，脸扭向一旁，苦笑着说：“谁敢不踢啊，阶级斗争，阶级一划分那就是敌人。你不踢，不表态，就说明阶级立场有问题。”
在这样的氛围中，周春富的一些问题，逐渐被“挖掘”出来。一个当年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若干年后回忆，“这地主真太可恨！周家的四个儿媳妇，得被他逼着干活！一个月头10天，大儿媳妇做饭，二儿媳妇做菜，第三个儿媳妇当‘后勤部长’，推碾子拉磨什么都干。这10天四儿媳妇可以‘休息’，给孩子缝缝补补做衣服。下一个十天，就按顺序‘轮岗’......对家人他都这么抠，对我们扛大活的长工，你想想得狠到什么地步！”
暴风骤雨很快席卷了周家，“数不清的脚踏进院子，翻箱倒柜挖地刨坑，然后把筛糠样的地主老财父子婆娘揪斗到街上戴高帽挂铁牌，鞭棍唾骂声一浪高过一浪。太姥爷的几个孩子扶着破碎的窗棂惊恐万状。亲朋们早就鸟兽散或作壁上观或劈天跺地划开界线。”孟令骞根据自己的寻访复原了当时的情景。
周春富几乎是土改刚刚开始不久，他就被“镇压”了。周春富具体是怎样死的，由于没有正常的法律审判程序，已经找不到档案记载。村里的一些老人们说，周春富就是开批斗会时，被活活打死的。而那个给高家放过猪的那个小孩，多年后回忆，“周春福（富）让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给枪毙了！那天我们家乡人山人海地去看，尤其是老人们都非常高兴。”
周春富的死，在这样的大风潮下，并算不得什么特别突出的事件。但让周春富“扬名”的则是另外一件事情。周春富死后两年，那个曾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参加了解放军，在行军打仗的途中，开始动笔根据自己的经历撰写长篇小说。
后来，“在总政文化部首长和解放军文艺社领导、编辑的关怀、帮助下，在老作家荒草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我每天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反复修改书稿。《解放军文艺》把我改出的书稿全部连载了。”
这个小孩，就是著名的战士作家高玉宝。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高玉宝》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其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
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在到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她问道：“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高玉宝没吭声，只说是：“（加微信号shenchea为好友，朋友圈文章更有种、有趣、有料。）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高玉宝向他的读者玩了个大胆假设，胡乱求证。
看来，“周扒皮”实有其人——周春富，一个闯关东人的后裔；而“半夜鸡叫”纯属子虚乌有。
但真实与否已不重要，这个“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荒唐举动，最终成为了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代名词。
黄店屯93岁的老人高殿荣，至今还住在土改时分给她的周家三间老屋里焰影神兵，她回忆起周春富时，只说了一句，“不是恶人，不霸道。”在传统的乡村道德语境内，“好”和“恶”是最基本的两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