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一郎

两年同窗祠堂里-结字为庐

文学
茶座
075

两年同窗祠堂里
文︱余新勇
在祠堂小学里一起读书的同学，因为都是同村的，加上人数也少，所以互相之间都相当熟悉，甚至于每个同学的家长姓名都叫得出。从辈份上讲，有几个爷辈的也和我们这些孙子辈的坐在一个班上。我们的哥哥姐姐，原也大多是同班同学。村里谁请酒时阿门罗，我们常遇在一桌大雨和小雨，有几次甚至和老师同桌。同学之间闹不愉快的时候就喊一声对方家长姓名某某某，以示最大的愤恨。
老师为了预防上课说话，编座位实行“男女混合座”。和我同座的有过两位同学。一位叫红樱，年长者都说她长得最“靓”。我那时候还不太在意这些，只是觉得她比我长得高，脸很白净，笑起来很耐看王音璇。我没事的时候就偷偷地看她笑的样子，她发现过几次，也不恼，只是更甜地更羞怯地笑一笑，嘟一嘟嘴；有一次考试，我一个“天安门”的“安”字写不下来，她冒着险，主动地教给我。自此以后，我就像小弟弟一样的听她的话了。另一位同学叫水莲，只记得她很爱干净，经常有新衣服穿，走来走去总飘送过来一阵香脂味，觉得很好闻。她的辫很长，一直拖在屁股后面。她爸是一个矿上的工会干部，家里的图书很多，但只有我能把这些图书借齐，交换条件是我的作业要让给她抄。
分座之后，她们两位我就很少见到。大约知道红樱在我们读五年级时就被用去给哥哥换亲了；而水莲，更是音讯全无，不知道是“谁把她的长发盘起，谁给她做的嫁衣”了。
最有趣的是前座一位叫做月桂的留级生。她家里开着豆腐坊。每天须早早起床，帮着磨浆、烧火什么的生物无忧，只有把热腾腾、香喷喷的豆腐送上集去，才能赶回来上课。每天跑到祠堂里已是汗淋淋的，衣衫全湿。她没有一天不是迟到的。老师先是罚她站黑板底下。但天天如此，老师也嫌太麻烦了，干脆宣布月桂迟到可以不罚站。偏是月桂不争气，上课总有鼾声响起；老师叫醒过几次，甚至捏她的鼻子，但不久鼾声再起。老师真是因材施教的典范，他又宣布月桂上课可以睡觉。于是我们就骂“聋子板先生”（老师绰号）偏心，要死了。我常把放牛时采回来的野花插在月桂乌黑发亮的头发上，她却仍安然而睡。姜正阳醒过来以后还戴着满头的野花走来走去。班上笑成一团，拼命喊着：“新娘新娘！花被花帐！”她左看右看，不知所措。擦干净睡时流出的口水，大家仍笑；搓干净衣上的豆腐浆，大家还笑。后来她终于知道原因所在，把花摘下来狠劲地摔在我的脸上，满脸憋得通红的，哭闹着跑开了。

最过分的是在一个下午，老师出诊未归（老师兼着兽医的），班上闹成一锅粥。唯有月桂鼾声又起，甚至躺到桌面上去睡了，仍流着口水。一个转侧成了个仰面，露出了洁白的肚皮和那个深凹的大大的肚脐。我顽劣之性又起，小心翼翼地撮起粉笔灰，慢慢地注入她的肚脐。后来终于填满了，甚至高凸了，堆成祠堂后的大青山模样。十几年后月桂接班成了“豆腐西施”，她出落得很像那个唱歌的宋祖英。我师范毕业那年，竟有人把她做媒与我。我没有答应。一是因为那时没有成亲的欲望，二是想起以前那些事情心里总觉得很不好意思。当年没有觉得愧疚，是因为我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当迟到的老师肩挎着药箱，手摇着响铃从祠堂外面赶进来，匆匆地站在黑板下面的时候，我正在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地在月桂肚皮上造着那座大青山的山峰菲尔柯林斯。
我虽然在这里总是写到女同学，但请不要把我误成贾宝玉。这是因为我那时候太调皮，太喜欢捣蛋，班上的男同学几乎都被我争取过来一起“闹革命”，成了“自己人”了，老师对我无奈，就使用“美人计”，给我身边安插“女特务”，把我包围在女同学的汪洋大海之中。只要我稍有风吹草动，老师就会接到密报。他就会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轻则罚扫地、擦黑板。惹得老师火起，就会挨竹戒尺。这其实是私熟的做法，是法西斯，但全村的家长都支持这样做。这肯定是他们小时候都挨过老师的戒尺，想借此来平衡一下心态罢了。
有一次，我把老师的戒尺偷偷地扔到厕所里去了。因为厕所是祠堂外的一个猪栏改造过来的，隔男女之间的竹篱笆裂了，两边分得不清，互相可以看到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我的举动不巧就被我后座的女同学从女厕所那边看见了。于是老师从黑板顶上取下备用的更厉害的新戒尺，让我平伸着手掌，赣州市卫生局一下又一下地打着我的手掌心。好在我的三姐也在同班，老师打得她心疼，就站起求情：“老师你不要再打了，他再也不敢了。”但老师是坚持原则的，说你说的不算。要我亲自表态。事后，三姐气得找那位女同学吵了一架，一连声的骂她是“学舌婆”。

可惜的是义无反顾造句，老师的严厉并没有让我屈服，倒激起了我的“革命”斗志。只是行动更加“地下”。我几次成功地将老师的粉笔连盒扔掉而无人察觉。弄得老师上课无法板书。长时搜查也未得任何蛛丝马迹。侦而不破，只得无奈地从祠堂里面的保管间的石灰堆里找一些石灰团代替粉笔。
所幸的是那位女同学是下放户的女儿，不久就“滚”回县城里去了。“学舌婆”临走的那天，是我最愉快的日子。偏偏她那些“同类项”惺惺相惜，装模作样地拉着手，洒着泪，说一些“有空一定要来看看我们”之类的话。后来有人竟嚎淘大哭起来，再后来“同类项”们都哭起来，最后发展成全班哭成一片。老师站在一边竟然默不作声，不管不理。最不像话的是我本人也被弄得鼻子酸酸的，眼泪危险就掉了下来。从此之后我再没有见过“学舌婆”。也不知她现在可好？
老师最信任的学生当数班长郑章灵了。他是生产队长的儿子，是老师的邻居，也许正因如此，老师才选定他当班长。班上的大事小事他可管得紧了。上课老师不在时他就喊：不要吵了，不要吵了。见效果不行永乐剑侠，又补喊一句：老师来了。祠堂里立即就安静下来。不过很快地大家就发现上当了，于是“涛声依旧”。有一次上课的时候，老师没来女神保护人，我就躲在桌子底下玩刚用蜘蛛丝粘来的知了，想把它的薄翼折去，看它还能不能飞高，正玩着，章灵喊了一声：老师来了。我以为他又玩“借猫吓老鼠”，便不理睬，依然把知了弄得“知知”地叫。结果老师的大手就扯着我的小耳朵让我站了个立正。没几天就上到了《狼来了》一课，我觉得郑章灵已经有点像那个牧羊的孩子，说话没人相信，竟可怜起他来。
郑章灵负责给我们打“背”字。他自己从不出声读书，却常拿个竹枝监着别人；学习委员把本子收好交到他手里，他像个老师似地东翻西看，遇到哪个没交或没做好，他就找你的麻烦，直到你答应给他米糕或薯片吃为止。我们背地里都说他是《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

章灵也是个“百晓”柳演锡，每次考试都是他第一个知道谁是第一名，谁没及格，谁挨的“叉”多，他还知道队上哪个外流匠人被抓回来下田了，哪个下放户的口粮要停发了……
好在我不大怕他，他瘦皮瘦骨的，没有一次摔跤或者扳手劲不输给我的陈山河。
章灵高中毕业后补习了三年也没考上大学。第四年带着父母给他的补习费偷偷地跑到深圳去了。不想后来承包上了建筑工程，竟大发了。有一次我在县城碰到他拂樱斋主，他已挂着手机，并当我的面拨了几个号码。我就闹着“老板请客”，他也真的让我“撮”了一顿妖精传说，并甩给我一包“中华”。谈到祠堂小学，他说那里条件太差了，和别人的学校相比真的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韦帅望。他说他要给村里另盖一座小学。我说：盖好了江湖丛谈，我就调回来教书。他说：不好，你调回来教，那老师怎么办呢？
谁能想到，就在那年下半年，他在工地上监工，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弄坏了肾，竟成了个残废！他不能再在外面当包工头了。就在祠堂外面搭了个小店，卖些文具、小吃什么的了。再谈起重建学校一事，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老师最放心不下的学生是小福子。
小福子的爷爷是地主，他家原先也住青砖大屋，比祠堂可小不了多少，只是后来分给贫下中农住了。每次我们到水库工地或大桥工地的时候，小福子的爷爷都不干活，跪在地上低头认罪，热天面前放一盆火，冷天只准穿一条单裤，这可比挑泥巴、扛石头难受多了。

历史上的富裕没有给小福子一家带来温饱泰剧美人计。小福子是全班最瘦、个头最小的了王子病的春天，脸色白得有些难看。他暑天穿自家制的夏布背心；冬天穿一件没有“加皮衫”的破袄。袄的棉块常露在外头，就有调皮的同学今天拉去一块，明天扯去一团，一边扯，一边喊：小地主！小地主！小福子也就蹲在地上缩成一团。棉块扯尽的袄其实是一件衬衣，老师就常把自己的旧大衣披在他的身上。
因为我家是贫农出身，所以也扯过“小地主”的棉块。虽然因为这个挨过老师严厉的训骂，但我至今仍然无法原谅自己当年的幼稚。
小福子应该是班上最孤僻最没伴玩的一个了，几乎就没听到过他说过一句完整的什么话。我现在仍然责怪父母当年总是反复交待我不要和他呆在一起。
小福子小学二年级就辍学务农了。85年他到一个更大更远的山区里“招亲”，一年之后因为夫妻之间严重不和跑了回来，当时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三天三夜没出门一步。
后来他神经失常了，嘴里整天咕哝咕哝地不知说些什么。他常常坐在祠堂里听老师上课，也常常坐在老师家里吃饭。
他走不出自己心灵的雨季了。他也就没能走到生活的花季里。
我的同学小福子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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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为作者授权。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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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新勇，1967年12月生，1985年参加工作，先后担任初中、高中语文教学工作至今，现任下溪中学校长。全国中语会会员，省作家协会会员，上饶市中语会副理事长，广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绝世剑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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