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一郎

姜一郎五 【心理书单】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心理书单

姜一郎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卡伦·霍妮
第五章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焦虑可以从实际的冲突情境中，得到完整的解释和说明。但如果我们在性格神经症中，发现了一种产生焦虑的情境，我们就必须考虑事先存在的焦虑，以便说明为什么恰恰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敌意会产生出来并受到压抑。于是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事先存在的焦虑，反过来又是在此之前即已存在的敌意的结果，如此循环往复，无休无止。而为了理解整个发展过程最初是如何开始的，我们就不得不追溯到童年时代。【我在这里并不打算涉及这一问题：即心理治疗究竟有必要向童年时代追溯多远。】
我很少讨论童年时代的经验问题，这里不过是少数几次例外之一。与精神分析文献通常的情形相比，我在这本书中很少讨论童年时代的经历，基原因并不是我认为童年时代的经验不象其他精神分析作家想象的那么重要，而是因为在这本书中，我所要讨论的乃是神经症人格的实际结构，而不是导致神经症的个人经验。
在考察了许多神经症病人的童年史之后，我发现，他们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这种环境以不同的比例，显示出下面这样一些特征：
基本品质的邪恶完全是由于缺乏真正的温暖和爱。儿童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忍受一般所谓的创伤，例如突然的断奶、偶尔的打骂、性的体验等，只要他在内心深处感到自己被人爱，被人需要。不用说，儿童完全能够敏锐地感觉出这种爱是否真诚，他绝不会被任何虚伪的表示所欺骗。儿童不能得到足够温暖和爱，其主要原因乃是由于父母患有神经症而不能够给子女以温暖和爱。根据我的经验，更常见的情形是：这种爱的缺乏往往被掩盖了，父母们往往宣称他们一心想的都是孩子们的利益。教育学理论告诉我们：一位“理想”母亲的过分溺爱和自我牺牲的态度，乃是造成这样一种环境气氛的主要因素；这种环境气氛比任何东西都更能够在儿童心中埋下未在巨大不安全感的种子。
何况，我们发现，父母们的许多行动或态度，只能在子女心中唤起敌意。例如：对某些子女的偏爱，不公平的责骂；时而过分溺爱，时而拒人于千里之外；喜怒无常的情绪变化，没有兑现的许诺等等。在对待子女各种最迫切愿望的态度上，从暂时不予考虑到不断加以干涉。例如：干涉子女与他人的友谊；嘲笑他们的独立思考；破坏他们自己的兴趣爱好，不管这些兴趣爱好是艺术上的、体育上的，还是机械上的。总之，父母的这些态度，即便不是有意，在效果上也仍然会摧毁孩子们的意志。
精神分析的文献在讨论产生儿童敌对心理的种种因素时，其主要着重点往往放在对儿童愿望受挫折（特别是性领域中愿望挫折）和对儿童嫉妒心理的强调上。很可能，儿童的敌对心理部分来源于我们文化对一般的快乐，特别是对儿童性欲的严厉态度，不管后者实际上涉及性的好奇、手淫，还是涉及与其他孩子的性游戏。但是可以肯定，挫折并不是反叛性敌对心理的唯一来源。仔细的观察会不容我们怀疑地表明：儿童也象成人一样，可以在极大的程度上接受挫折和剥夺，只要他们认为这种剥夺是正当的、公平的、必要的和有目的的。例如，只要父母并不加以过分不适当的强调，不用一种狡黠的或残酷的手段来强制孩子，孩子是不会反对对他们进行爱清洁讲卫生教育的。同样，孩子们也并不反对对他们进行偶尔的惩罚，只要他总的说来能够确信自己是被爱着的，只要他觉得这种惩罚是公正的，并不是有意要伤害他或侮辱他。挫折究竟会不会激发敌意，这个问题是很难判断的，因为在给孩子造成许多挫折的同一环境中，通常还存在其他许多足以诱发敌意的因素。事实上，重要的并不是挫折本身。
我之所以提出这一点，是因为过分强调挫折的危险，已经使许多父母抱着这样一种观念并且比弗洛伊德本人走得更远，他们根本不敢对子女有任何干涉，深恐子女会因此而受到伤害。
显然，无论在儿童还是成人身上，嫉妒都可以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的来源。我们并不怀疑：兄弟姐妹之间的嫉妒，以及父母中某一方抽嫉妒，会在神经质的儿童身上产生很大的作用；这种态度可能会给往后的生活带来持久的影响。但我们仍然要提出例如这样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环境条件产生了这种嫉妒心理？我们在兄弟竞争中，在俄狄浦斯情结中观察到的这些嫉妒反应，是否注定要发生在每一个儿童身上，抑或它们只是由某些特定的环境条件所激发？
弗洛伊德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观察，建立在神经症病人身上。从这些病人身上他发现：与父亲或母亲有关的强烈嫉妒反应是极具破坏性的，因而足以引起恐惧，并且很可能对性格形成和个人关系产生持久的干扰和影响。由于不断地从我们时代的神经症病人身上观察到这一现象，他便假定这一现象具有普遍性。他不仅把俄狄浦斯情结设想为神经症的症结所在，而且还企图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理解其它文化中的情结现象。但这种概括性结论是值得怀疑的。在我们的文化中，某些嫉妒心理的确很容易出现在兄弟姊妹之间以及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中，就象它们也可以很容易地发生在任何密切地生活在一起的团体中一样。然而并没有证据表明：破坏性的和持续性的嫉妒心理──当说到俄狄浦斯情结或兄弟之间竞争时，我们所想到的正是这些──在我们的文化中真的如弗洛伊德设想的那样普遍，更不用说在其他文化中了。这些嫉妒心理总的说来固然是属于人类反就，但却只能经由儿童在其中成长的文化氛围，才人为地产生出来。
究竟哪一种因素应该对嫉妒的产生负主要责任，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就会明白，那时候我们将讨论病态嫉妒的一般内涵。这里，只要提一下缺乏温暖和鼓励竞争会导致这一结果，就已经足够了。除此之外，还应该指出的是：制造出这种环境气氛的患有神经症的父母，通常都极不满意自己的生活；而由于缺乏令人满意的情感关系和性关系，他们通常都很容易把子女作为爱的对象。他们把自己对爱的需要释放到子女身上。这种爱的表达并不一定带有性色彩，但不管怎样，它具有高度的情感内涵。我很怀疑，在子女与父母关系之间潜在的性欲，会强大得足以引起一种潜在的心理紊乱。不管怎样，我所知道的任何病例，都是患神经症的父母通过恐吓和温柔，迫使子女沉浸到一种热烈的依恋之中，从而带上了弗洛伊德所说的占有欲和嫉妒心等全部情感内涵。【我的这些说法说的说来不符合弗洛伊德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思想，我假定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是一种生物学的特定现象，而是受文化因素制约的。由于许多作者已经讨论过这一问题──例如马利洛夫斯基、波姆、弗洛姆、赖希等──所以我本人只限于指出在我们文化中可能产生俄狄浦斯情结的种种因素。例如，由于两性之间的冲突关系而导致婚姻的不和谐；父母无限制地滥用其权威；严厉地禁止子女有任何性表现；总希望子女永远幼稚天真，在感情上依赖父母，否则就孤立和疏远他的心理倾向。】
我们通常相信：对家庭或家庭中某一成员的敌对态度，对儿童的发育成长是不幸的。当然，如果子女不得不反抗患神经症的父母的种种行动，这的确是不幸的；但如果这种反对本身有充分的理由，那么对儿童性格形成的危险，主要就并不是来自感受或表示了一种抗议，而更多地是来自对这种抗议的压抑。从对批评、抗议甚至谴责的压抑中可以产生出许多危险，其中一种危险就是：儿童很可能把所有的谴责都加在自己身上并因而感到自己不配被爱。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种情形的种种内涵。总而言之，我们在这里所涉及的危险是：受到压抑的敌意可能产生焦虑，并由此而开始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种发展过程。
为什么在这种环境气氛中成长的孩子会压抑自己的敌对心理呢？原因有很多。这些原因以不可的程度，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发挥其作用。它们是：无能为力的感觉、恐惧、爱和犯罪感等等。
儿童的无能为力感往往仅仅被认为是一种生物学事实。尽管儿童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必须依赖其周围环境，以满足自己的种种需要──因为与成年人相比，他体质不够强壮，经验也不丰富──但这个问题的生物学方面仍然被强调得过了头。在2－3岁以后，儿童的依赖性会发生一种决定性的变化：从占压倒优势的生物性依赖，转变为包括心理、智力、精神生活在内的依赖。这一过程将持续到儿童成熟至青春期，能够独立生活时为止。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儿童继续依赖其父母的程度，在不同的人身上还存在很大的差异，但这一切都取决于父母在教育其子女的过程中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取决于父母是倾向使子女强壮、勇敢、自立、能够应付各种处境，还是倾向于保护孩子，使他顺从、听话，使他对实际生活完全无知（或者简而言之，使他直到20岁乃至更晚，都始终停留在幼稚天真的状态）。在这种不良环境条件下成长的儿童，他们那种孤立无援、无能为力的感觉通常都由于恐吓，由于溺爱，由于始终使之处于感情上的依赖状态而被人为地强化了。孩子越是被搞得无能为力，也就越是不敢感觉到和不敢表现出任何反抗，因而这种反抗心理也就会迁延得越久。在这种情形下，儿童心中潜在的感情，或者不妨说儿童心中信奉的格言就是：因为我需要你，所以我必须压抑我对你的敌意。
恐惧可以由威胁、禁令、惩罚，由孩子亲眼看见的大发雷霆等狂暴场面直接产生；也可以由间接的恐吓产生，例如让孩子对生活中的种种危险──病菌、大街上的车辆、陌生人、野孩子、爬树的危险等留下深刻的印象。孩子越是被弄得忧心忡忡，也就越是不敢表现出甚至不敢感觉到任何敌意。这时候孩子心中信奉的格言是：因为我怕你，所以我必须压抑我对你的敌意。
爱可以成为压抑敌意的另一个原因。当父母缺乏对子女的真诚的爱时，他们往往会在口头上加倍强调他们是如何爱自己的孩子，如何愿意为孩子呕尽心血。一个处在这种环境中的孩子，特别是那些在另一方面又不断受到恐吓的孩子，可能紧紧抓住这种爱的代用品不放，不敢有任何反抗心理，唯恐会因此而失去做乘孩子所得到的奖赏。在这种情形下，孩子心中所信奉的格言是：我必须压抑自己的敌意，否则我就会失去爱。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造成孩子压抑自己对父母敌意的种种处境，这是因为他担心，任何敌意的表示都可能破坏他与父母的关系。他受这种恐惧心的驱使，深恐这些力大无比的巨人会抛弃他，会收回他们的仁慈甚至转而反对他。除此之外，在我们的文化中，孩子们还往往被教育得因为自己的任何敌对感，因为自己的任何反抗表现而感到内疚和罪孽。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被教育成这样：如果他表示或者感觉到对父母的反感，如果他破坏了父母建立的法规，他就会在自己眼中变得一钱不值，变得下流可耻。产生犯罪感的这两种原因是紧密地相互关联的。孩子越是被教育得因为越过禁区而感到罪孽深重，他也就越不敢对父母有任何怨恨或责难。
在我们的文化中，性领域就是这样一个禁区，在这个领域中往往最频繁地激发出犯罪感。不管这方面的种种禁令是通过可以感觉到的沉默表现出来，还是通过公开的威胁和惩罚表现出来，孩子们都会不断地感觉到：不仅性的好奇心和性的活动是受到禁止的，而且，如果他沉浸在这种好奇心和性的活动中，他就是一个肮脏下贱的孩子。如果孩子心中有任何涉及到父亲或母亲的性幻想和性愿望，那么，尽管它们由于一般的性禁忌态度而未能公开表现出来，也仍然可能使孩子感到罪孽深重。在这种情形下，孩子心中信奉的格言就是：我必须压抑敌意，因为如果我感到自己有敌对心理，我就是个坏孩子。
以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上面提到的所有这些因素都可以使孩子压抑他的敌意并最终导致焦虑。
但是，难道任何一种幼年焦虑，最终都必然会导致一种神经症吗？我们目前的认识尚未进步到足以恰当地回答这一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对于神经症的形成，幼年焦虑是一种必要因素，但并不是其充分的原因。有利的环境，例如乃早地改变不利的周围环境或者通过各种形式抵消不利因素的影响，似乎都可能防止形成某种特定的神经症。但正象事实上往往发生的那样，如果生活环境并不减少焦虑，那么，这种焦虑不仅会持续下去，而且正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它还注定要不断地增加，从而推动所有的那些足以构成神经症的内在过程。
在所有那些可能影响幼年焦虑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中，有一种是我要特别加以考虑的。敌意与焦虑的反应，究竟是被局限在迫使儿童产生敌意与焦虑的周围环境中呢，还是会发展为一种针对所有他人的敌意与焦虑？这两者之间是大有区别的。
例如，一个孩子如果十分幸运地有一位慈爱的祖母，有一位善于理解孩子的教师，有一些好朋友，那么他和他们在一起时的经验，就可以避免使他感到一切人都是对他没安好心的坏人。但如果他在家庭中的处境越困难，那么他就越容易不仅形成针对父母和其他兄弟姊妹的仇恨心理，而且形成对一切人的不信任感和怀恨态度。一个孩子越是与他人隔绝，不能丰富和拓展自己的经验，就也就越是容易往这方面发展。最后，一个孩子越是掩盖他对自己家庭的嫉恨，例如通过顺从父母的态度来掩盖，他也就越是会把他的焦虑投射给外部世界，并因此而认为整个世界都是充满危险与恐怖的。
对于外界的这种一般性焦虑，还可能逐渐地发展和增长。一个在上述环境气氛中长大的孩子，在与其他孩子的接触过程中，不敢象他们一样好斗和富于进取心。他会失去被人需要这种最幸福的自信心，甚至会把一个无害的玩笑也当作残酷的排斥打击。他比其他孩子更容易受到伤害和屈辱，更不能够保护自己。
由我上面提到的这些因素所导致的状况，或者由类似的种种因素所形成的状况，是一种在内心中不断增长的、到处蔓延渗透的孤独感，以及置身于一个敌对世界中的无能为力的绝望感。对个人环境因素所作出的这种尖锐的个人反应，会凝固、具体化为一种性格态度。这种性格态度本身并不构成神经症，但它却是一块合适的肥活土壤，从这块土壤中任何时候都可能生长出一种特定的神经症来。由于这种态度在神经症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所以我给了它一个特别的名称：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它与基本敌意(basic hostility)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
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通过对焦虑的所有不同个人形式的研究，我们渐渐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基本焦虑隐藏在所有与他人关系的下面，构成了这些关系的基础。个人的种种焦虑可能由实际的原因所激发，而基本焦虑即使在实际处境中没有任何特殊刺激的情况下，也仍然存在。如果拿神经症的整个情形与一个国家政治上的动乱状态相比较，基本焦虑与基本敌意就类似于对政治体制的潜在不满与抗议。在这两种情况下，可能完全看不出任何表面现象，也可能出现形式纷繁的表面现象。在一个国家中，这些现象可能表现为骚乱、罢工、集会、游行示威；同样，在心理领域中，焦虑的形式也可以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症状。不管特殊的激发媒介是什么，焦虑的所有这些外在表现，都是从一个共同的背景中发源出来的。
在单纯的情境神经症(situation neuroses)中，基本焦虑是不存在的。情境神经症是个体对实际冲突性情境所作出的神经症反应，而这些个体的个人关系并未受到扰乱。下面这个例子，也许有助于说明在心理治疗实践中经常发生的这些病例。
一位45岁的妇女诉说自己夜里常有心悸和焦虑，并伴随有大量盗汗。在她身上没有发现任何器质性病变，而且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她是一个健康人。她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心肠极好、性情直爽的女人。20年前，主要由于环境而不是由于她本人的缘故，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25岁的男人。她和他一直生活得很快乐，性事上也很满意，并且有三个发育得很好的孩子。她一直十分勤劳并长于料理家务。最近五、六年来，她的丈夫渐渐变得有些古怪，并且性能力上有些不济，但她忍受了这一切而没有任何神经症反应。烦恼始于7个月以前，那时候一个和她年龄相当的、可以托付终生的可爱男子开始对她表示殷勤。其结果是：她开始对她年老的丈夫产生反感，但由于她整个心理与社会背景的缘故，由于她自己那种基本上十分美满的婚姻关系的缘故，她把这种怨恨的感情完全压抑了。经过很少几次交谈和帮助，她已经完全能够正确地面对这种冲突性情境，并从此消除了焦虑。
为了更好地理解基本焦虑的重要性，最好的办法就是拿性格神经症病例中的个人反应，同上面所说的那种单纯的情境神经症进行比较。情境神经症出现在健康人身上，这些人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而不能自觉对付一种冲突性情境。也就是说，他们不能正视这种冲突的存在和这种冲突的性质，因此也就不能作出一种明确的决定。这两种不同类型神经症的一个明显区别是：情境神经症往往容易取得极大的治疗效果。在性格神经症的病例中，治疗往往不得不在极大的困难下进行并因而会经历漫长的时间，有时候甚至会漫长得病人等不到治愈；然而情境神经症却比较容易治愈。为理解情境神经症所进行的讨论，往往不仅是对症状的治疗，同时也是对病因的治疗；而在性格神经症的病例中，对病因的治疗则是借改变环境而消除困扰。【在这些病例中，精神分析既不必要也不可取】
因此，在情境神经症中我们得到的是这样一种印象，即在冲突情境与神经症反应之间，存在着恰当的关系；而在性格神经症中，这种关系却似乎并不存在。由于既存的基本焦虑，在性格神经症中，最轻微的诱发因素也可能引起最强烈的反应，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将要详细地讨论。
尽管焦虑的外显形式，以及为对抗焦虑而采取的防御性措施，其变化范围是无限宽广的，在不同个体身上也是迥然不同的，但基本焦虑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或多或少是同样的，仅仅在程度上有所变化。我们或许可以粗略地把它描述了一种自觉渺小、无足轻重、无能为力、被抛弃、受威胁的感觉，一种仿佛置身在一个一心要对自己进行谩骂、欺骗、攻击、侮辱、背叛、嫉恨的世界中的感觉。我的一个病人，在她自动画出的一幅画中，就表现了这样一种感觉。在这幅画中，她自己是一个又瘦又小、无依无靠、赤身裸体的婴儿。她坐在画面的中央，周围是各式各样张牙舞爪的妖魔鬼怪、人和动物，正威胁着要攻击她。
在各种精神变态中，我们往往发现：病人对这种焦虑的存在，有一种高度的自觉。在患妄想狂的病人身上，这种焦虑被限制在一个或几个特定的人身上；而在患精神分裂症的病人身上，则往往对周围世界中潜在的敌意，有着过分敏感的意识，甚至敏感得往往把向他们表示的善意，也视为包藏着潜在的敌意。
然而在神经症中，病人对这种基本焦虑或基本敌意的存在，却极少有自觉的意识；至少，病人并没有意识到它对于整个人生的分量和意义。我的一位病人曾在梦中看见自己是一只小老鼠，由于害怕被人踩着而不得不成天躲在洞中──这正是对她实际生活的真实写照。然而她却丝毫也没有想到事实上她害怕一切人，甚至告诉我说她不知道什么叫焦虑。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的基本敌意，可以借一种肤浅的信念来掩饰，即相信人通常都是十分可爱的；也可以和一种与他人表面敷衍、友好相处的态度同时存在。一种蔑视一切人的基本敌意，也可以借随时称赞别人而加以伪装。
尽管基本焦虑涉及的对象是人，但它却可以完全失去其人格特征，转变为一种受到雷雨、政治事件、病菌、灾祸和变质食品威胁的感觉，或者转变为一种自觉命中注定、在劫难逃的感觉。对一个训练有素的观察者说来，发现这些态度的潜在基础并不难；但对于神经症病人来说，却往往需要我们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精神分析工作，才能使他自己认识到：他的焦虑实际针对的并不是细菌，而是人；他对他人的恼怒也并不是，或者并不仅仅是对某些实际情况所作出的正确而恰当的反应，而是因为他已渐渐变得在骨子里仇恨和不信任他人。
在继续描述神经症病人基本焦虑的种种内涵之前，我们必须讨论一个很可能早已在许多读者心中产生了的疑问：这种针对他人的基本焦虑和基本敌意，被你说成是神经症的基本构成因素，然而，它难道不是一种正常的态度？难道它不是秘密地──或许程度较轻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吗？要讨论这一问题，就必须区分两种观点。
如果“正常”一词意味着一种普遍的人类态度，我们可以说，在基本焦虑与德国哲学、德国宗教中所说的“生之苦恼”(Angst der Kreatur)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正常的必然联系。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是：在一种比我们更强大的力量面前，例如在死亡、疾病、衰老、自然灾害、政治事件、偶然事故面前，我们大家事实上是无能为力的。我们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是在童年时代的无能为力中，然而这一认识却一直伴随我们的整个一生。与基本焦虑一样，这种“生之苦恼”在面对更大的力量时，也感觉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但并不认为这些力量中包含着敌意。
但如果“正常”一词意味着对我们文化说来是正常的，则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在我们的文化中，只要一个人的生活缺乏足够的保障，则经验一般总是使人在成熟的时候，变得更对他人有所保留，更善于提防他人，更懂得事实上人们的所作所为往往并不是正道直行的，而是受懦弱和随机应变支配的。如果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会把他自己也包括在内；如果他不诚实，他会在他人身上更清楚地发现这些问题。简而言之，他会形成一种与基本焦虑十分相似的态度。然而，仍然存在着这样一些区别：健康的成熟的人不会对这些人类缺陷感到无能为力，在他身上也不存在基本的神经症态度中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倾向。他仍然能够对某些人给予真诚的友谊和信任。也许，这处区别应该由这样的事实来解释：健康人遭遇其过量的不幸经验，是在他能够整合这些不幸经验的年岁；而神经症病人却是在他不能掌握和驾驭这些不幸经验的年岁，由于他对此完全无能为力，因而便产生了焦虑的反应。
基本焦虑在人对自己和他人的态度中，有其特定的内涵。它意味着情感的隔离和孤独，如果同时伴随着自我的内在软弱感，则这种情感上的孤独会更令人难以忍受。它意味着自信心的基础十分脆弱。它播下了潜在的内心冲突的种子，因为这时候，一方面他希望依赖他人，另一方面，由于对他人深深不信任和敌意，他又不可有依赖他人。它意味着由于内在的软弱感，他有一种把所有责任都放在他人肩上的愿望，有一种被保护受照顾的愿望，但由于基本敌意的缘故，他太不信任他人，以致无法实现这一愿望。因此，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他不得不把绝大部分精力，都花费在寻求安全保障上。
焦虑越是难以忍受，保护手段就越是需要十分倾底。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四种主要的方式，借助这些方式，人企图保护自己以对抗基本焦虑。这四种方式是：爱、顺从、权力和退缩。
首先，获得任何形式的爱，都可以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来对抗焦虑。其基本想法是：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伤害我。
其次，顺从还可以根据其是否涉及到特定的个人或制度，再粗略地作进一步划分。例如，在对标准化了的传统观念的顺从中，在对某些宗教仪式或对某些特权人物的顺从中，就存在着这样一种特定的顺从焦点。这时候，服从这些法规，遵守这些要求乃是一切行为的决定性动机。这种态度可能采取不得不“听命”的形式，尽管“听命”的内容要随所遵守的要求和法规的不同而不同。
如果这种遵命的态度并不附着于任何制度或个人，它就会采取更为一般化的形式，表现为顺从一切人的潜在愿望，避免一切可能招致的敌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可能压抑他自己的一切需要，压抑他对别人的批评，宁愿遭别人辱骂而不还击，并且随时准备不分好坏地帮助一切人。偶尔，人也会意识到他这些行为下面隐藏着的焦虑，但大多数时候他们都完全意识不到这一事实，而且还坚定地相信：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一种大公无私或自我牺牲的理想，这种理想是如此远大，以致他们完全放弃了自己个人的愿望。不管顺从采取特定的还是一般的形式，其基本想法乃是：如果我放弃自己，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这种顺从态度同样也可以服务于借爱获得安全的目的。如果爱对一个人是如此重要，以致他的全部生活安全感都建立在爱上，那么，他是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的；而这一点原则上即意味着顺从他人的愿望。但由于人往往无法相信任何爱，因此他的顺从态度就不是旨在赢得爱，而是旨在赢得保护。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只有通过彻底的顺从，才能获得安全感。在他们心中，焦虑是如此巨大，对爱的不信任是如此彻底，以致爱的可能性完全被拒之于门外。
第三种企图获得保护以对抗基本焦虑的方式是通过权力，即凭借获得实际的权力、成就、占有、崇拜和智力上的优越来赢得安全感。在这种获得保护的企图中，其基本想法是：如果我拥有权力，就没有人能够伤害我。
第四种保护手段是退缩。上面所说的三种保护措施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愿意与世界角逐，愿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与之周旋。但这种自我保护也同样可以表现为从生活世界中退缩出来。这并不是说遁入沙漠或深居简出，彻底退隐；而是指脱离他人，不让他们对自己的外部需要或内部需要发生影响。从外部需要中获得独立可以通过诸如占有财富的方式。这种占有动机完全不同于为获得权力或影响而占有的动机，而对这种占有的使用方式也完全不同。只要这种占有和囤积是为了从他人获得独立，则在这种占有物的享受上，通常都有很多焦虑。对这些占有物的使用态度是极其吝啬的，因为它们的唯一目的，是用来预防万一出现的天灾人祸。从他人获得外在独立的另一种方式，是把一个人的需要缩减到最小限度。
从内部需要中获得独立的方式，可以表现为诸如企图使自己与他人脱离感情上的联系，以便从此以后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伤害他或使他感到失望。它意味着窒息一个人的感情需要。其表现方式之一就是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即使对自己也是如此。这种态度往往见之于知识界。对自己满不在乎并不意味着认为自己无足轻重。事实上，这两种态度可能是相互矛盾的。
退缩的策略与顺从或遵命的策略有着共同之处，两者都是对自己愿望的放弃。但在顺从遵命的类型中，放弃自己的愿望是为了有助于“听命”或顺从他人的愿望，以便能获得安全感；而在退缩的类型中，“听命”的想法根本就不存在，放弃自己愿望的目的，乃是为了获得对他人的独立。其基本想法是：如果我向后退缩，就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伤害我。
为了正确评价神经症病人用来保护自己以对抗基本焦虑的这些手段的作用，我们有必要考虑它们的内在强度。它们并不是受希望满足其快乐欲望的本能所推动，而是被一种希望获得安全的需要所推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因此就无论如何也不如本能驱力那样强大，那样不可抗拒。经验表明：追求某种野心的影响，可能与性本能的影响同样强大，甚至比性本能的影响更强大。
只要生活允许这样做而不招致任何内心冲突，则单独地、片面地采取这四种策略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成功地给人带来他所需要的安全保障。但这种片面的追求，往往要付出觉重的代价，即导致整个人格的萎缩。例如，在一个要求妇女服从家庭或丈夫，遵守传统规范的文化结构中，一个采取顺从方式的女人，完全可能得到安宁和许多次要的满足。再例如，一个一心只想攫取权力和财富的君王，其结果也完全可能是获得最大的安全感和事业上的成功。然而事实上，对一个目标的直线追求，却往往并不能成功地实现其目的，因为它所提出的要求是如此过分，如此欠缺考虑，所以它们往往与周围环境发生冲突。更常见的是：人们往往并非仅仅通过一种方式，而是同时通过几种互不相容的方式，来从一种巨大的潜在焦虑中获得安全感。因此，神经症病人就可能同时被自己内心种种强迫性需要所推动，一方面希望统治一切人，另一方面又希望被一切人爱；一方面顺从他人，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们身上；一方面疏远他人，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他们的爱。正是这些完全不能解决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最常见的动力核心。
最经常发生冲突的两种企图，乃是对爱的追求和对权力的追求，因此，在以下的篇章中我将详细地对它们加以讨论。
我对神经症结构所作的这一描述，与弗洛伊德关于神经症本质上是本能驱力和社会要求（或社会要求在“超我”中的体现）相互冲突的结果这一理论，原则上并不矛盾。然而，尽管我一方面同意个人愿望和社会压抑之间的冲突，对每一种神经症都是一种必要条件；但另一方面，我却并不认为它是一种充足条件。个人愿望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并不必然导致神经症，而同样也可能导致事实上的人生限制，导致对种种欲望的单纯压制或压抑；用更普通的话来说，即导致事实上的痛苦。只有当这种冲突产生了焦虑，当企图减轻焦虑的努力反过来又导致种种尽管同样不可抗拒，然而却彼此互不相容的防御倾向时，神经症才会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