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一郎云龙风虎，气逾霄汉——评《中国瓷上虎文化》-大美无妨
姜一郎作为一名水彩画家，欧阳巨波教授在钻研绘画技法的同时，还热衷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研究及收藏，尤其是具有虎纹饰的中国古代瓷器。近十年来，他专注收藏的中国虎纹饰瓷器聚集成了一个系列，形成了中国瓷上虎纹饰与虎文化的专题性研究。
欧阳巨波、欧阳雨梦的合著《中国瓷上虎文化》由中国美术出版社于2016年8月正式出版发行，填补了中国虎文化研究领域及中国瓷上虎文化研究的空白。作为一本集学术性与通俗性为一体的文化推广读物，他的新著采取了集结图版并配以文字的方式，以简明深刻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读者揭示了中国瓷上虎文化的具体内涵。
在此之前，学术界内对中国虎文化系统研究并著有专著的，主要有两位学者代表。汪玢玲先生的《中国虎文化》（中华书局2007年版）是以民俗学、文献学、宗教学、文化考古学等角度去探讨中国虎文化的，从文化考古、宗教民俗、文史艺术及传播养护四方面，介绍并论述了有关虎的各种知识与文化。
而曹振峰先生的《虎文化》（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年版）是以民俗学的角度来探讨中国虎文化的，其中的民俗民艺就涉及了民间虎纹饰剪纸、布艺、门神、青铜器等诸多方面，他认为虎是人民的吉祥物与保护神，乃至与人的生命产生了关联。其余关于虎文化的单篇论文方面更是零零散散。
欧阳巨波则与他们的研究角度都不同，他是以最能代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符号的器物——中国古代瓷器及瓷上的虎纹饰作为切入点，从社会学、文物考古学、艺术学等角度来探讨研究中国虎文化及其源流。在欧阳巨波看来，在诸多中国古代发明之中，只有瓷器（china）才足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英文名China，亦是瓷器之意。瓷器不仅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家形象的重要文化符号，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标志与代表性器物，更是中国古代的“五大发明”之一，“它承载和深藏着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和中华民族精神，是一个时代社会状况、宗教信仰、民众心理、审美风尚和艺术精神的缩影，是一扇让我们解读和打开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窗口。”[1]正是由于瓷器在中国古代发明史上对世界的影响力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而且瓷器与虎纹饰巧妙的结合，这才构成了他对中国虎文化研究主题的切入点的独一无二。
欧阳巨波著作中的虎纹饰瓷器，作为一种实物佐证，这是语言与文字所无法取代的。在考古研究的史实证明中，文献难免会造成偏差，而历史文物作为一手史实，是超越言传与文字的讨论范畴的。而著作中于虎纹饰瓷器之上出现的100只老虎，则从历史的维度，实际证明了中国虎文化存在的重要地位。由此可知，鉴定历史文物是需要独到的审美判断力从而进行断代定性，难度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欧阳巨波知难而进。他对于一手文物考据进行了根本性的把握，致使这项研究工作处于艺术界、收藏界与学术界三者的交集之中，而在学界内其他学者往往进行的是单一针对的研究，收藏界的专家往往较少谈文物背后的文化与历史意义，而学术界的学者不一定拥有用于文物实证的收藏品。以此可见，学界的对中国瓷上虎文化领域研究的其他学者，极少有人能够企及欧阳巨波的高度。
这样的话，汪玢玲、曹振峰与欧阳巨波的学术专著就构成了研究中国虎文化的首要学者代表。这种倒三角状的构成关联到了中国虎文化的不同层面的阐释，无可置疑的是，由于聚焦在最具有代表性的虎纹饰瓷器之上，欧阳巨波对于研究主题的拿捏显得最为切中，这样他就处在了中国虎文化的研究课题的根基之处。
在大众的观点上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以龙凤相合为象征的。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是龙虎文化作为始源的，而龙虎文化的来源则始于虎文化，这是因为，“在距今约一万年前的中国内蒙古阴山岩画上的虎纹，距今9000年的黑龙江岩画，距今7000年的河南‘中华第一虎’以及先秦神话地理志《山海经》中对虎的宗教崇拜中都体现得清清楚楚。”[2]由此可见，龙虎文化是先于龙凤文化的，欧阳巨波在序中就指出，“中华文化不仅是龙文化，也是虎文化，是龙虎文化。”[3]这样就得以与大众的观点所相区分，并指明了源头问题的关键，才得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再阐释。
龙虎文化的生成就涉及到龙与虎的相感应。龙虎相生的关系在历史上都有所记载，古语有曰，“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周易·乾》），在此就说明了龙虎共生的亲密关系，在当代成语中的“云龙风虎”正是源于《周易》，意为虎啸生风，龙起生云，指的是同类事物的相感应。由此可知，龙虎精神不仅是指生殖崇拜，更由此形成了龙虎文化的精神内涵，在龙虎共生的关系下，龙虎生风云，风云汇聚为气象逾越云霄与银河，才得以超越时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虎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呈现出了不同的气象。在欧阳巨波看来，从东汉末年的“动势之气”，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王者之气”等，都构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气象，这种气象正是从瓷器上的虎纹饰来加以体现的。尤其是“动势之气”紧密关涉到汉文化，“东汉末年青瓷虎子正是以这种‘古拙美’‘动势美’‘速度美’‘力量美’‘气势美’的艺术品格，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貌和精神风貌。”[4]汉代虎子作为虎纹饰瓷器在历史上的开端，恰是印证了汉代推崇的天人合一与元气自然论。
中国历史上许多思想家都受到元气论的深刻影响，在中国传统思想里，“气”是重要的概念范畴，“阮籍、嵇康都认为，天地万物的根源是元气，天地万物统一于元气。元气有阴有阳，阴阳二气变化而产生天地万物。”[5]龙与虎正是阴与阳的对应，其中瓷上虎像生成的气象，正是通过艺术来展现一种感性层面的意象，而众多单一意象的聚集，则生成了每一历史时期独特的整体气象。
这种由瓷上虎像而生的气象，还折射出古时文人雅士的人格特质与精神风貌。譬如，在著作描述的宋末金初磁州窑系白釉黑花虎纹梅瓶的残片中，显现出宋朝的诗酒文化的兴盛，“将善饮豪饮者，称为‘酒仙’‘酒龙’。将善诗善词者，称为‘诗虎’。”[6]酒与诗的紧密联系，造就了龙虎文化深刻内涵，“酒龙诗虎”透露出的正是文人雅士豪放豁达、正直率真的精神风貌。
这种由瓷上虎而生的诗酒文化的气象，与西方思想也有共通之处。相似的是，苏格拉底区分出的迷狂来自于缪斯，而柏拉图谈到诗的时候，也引入了迷狂与灵感。[7]古希腊所讲的酒神精神，与狄奥尼索斯的狂热联系在一起，正是一种个体内在情绪的抒发，从而在陶醉于艺术的激情中赞美生活，接受生命的反复无常，最终达到一种对人生境界的升华。
欧阳巨波何尝不是在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提下，才得以陶醉于虎纹饰瓷器系列整理，并细致谨慎地进行断代定性，这恰是体现了他的人生态度，即对待艺术的痴痴不倦乃至对生活的深深热爱。在当下有几分浮躁的学界，恰是需要这种慎独的态度，才得以让文字在历史的长河中慢慢发酵而获得沉淀。
可以说，“云龙风虎，气逾霄汉”正是他的新著的内在精神写照与学术态度的缩影，他的文字让内心有所共鸣的读者相互感应。艺术也亦此，伟大的艺术何尝不是在内心有所共鸣的人那里，才有所触动的呢？
欧阳巨波将文化、艺术与文物收藏融为一体，他的研究成果将为涉及到中国虎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起到基础性作用，并为中国虎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及方法，即以最具代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符号的器物——瓷器及瓷上的虎纹饰作为研究中国虎文化的切入点进行研究，以瓷器文物实证来研究中国虎文化。他也为收藏界提供了一套系列专题化收藏与历史文化研究的范例，引导人们认识到文物收藏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并为收藏界的专著出版树立了一种新的范式。
更加重要的是，他为思想层面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抛砖引玉的深刻启迪，正是如同虎纹饰瓷器在历史的长河中，悄无声息地渗透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在无声言说自身的同时也言说了历史，也为召唤一种新的智慧提供了可能性。
这是因为，“道路的道路特性却必须在另一个角度来寻找：一条道路通过某个领域，敞开自身并且开启这个领域。于是，道路就如同从某物到某物的通道，是作为在途中（Unterwegssein）的道路。”[8]此道路乃是思想的道路，欧阳巨波的《中国瓷上虎文化》则为切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路径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这里，我们才得以获得一种沉思，中华文明的源头又在何处？它是以何种方式来传承？再者，如何进一步揭示中华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这是在当下需要我们去细致思考的衍生问题。
参考文献：
[1][2][3][4][6]欧阳巨波、欧阳雨梦.中国瓷上虎文化[M].杭州：中国美术出版社，2016：1,5-6,1,13,62.
[5]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217.
[7][美]门罗·C.比厄斯利.西方美学简史[M].高建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1-22.
[8][德]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0：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