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一郎产后压力大：爸爸也忧郁-澳洲佳
姜一郎
威尔弗雷德· 泽（Wilfred Zee）是一名来自布里斯班的家庭法律师。
威尔弗雷德· 泽在二儿子出世后患上了产后忧郁症。 Facebook: Wilfred Zee
他有两个儿子，一个二岁，还有一个八个月大。
他还患有产后焦虑症。
“当我们有第二个孩子， 甚至还在孕期的时候，我就变得很对什么都充满了焦虑而这种状况在他诞生后就越发严重了,” 泽先生说 。
“我会无缘无故地有压力，还会为简单的事情而担忧——很容易分神和失去注意力。”
有一晚在网上， 他碰巧看到了一个网站，专门给爸爸们提供建议和支持。
“我做了一个压力测试，从结果上看，基本上建议我马上去看家庭医生，” 他说。
“（如果）没有读到网站的信息，我就不会知道男人们也会有围产期（就是在孕期或者产后）的抑郁症或者焦虑症。”
“这不是你会预想到的，但是数据可是很沉重。”
对父亲的期待值没有得到认可
根据围产期郁症与焦虑症组织 （Perina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ustralia，PANDA）， 每十个男人中就有一个，在他们伴侣的孕期或产后，受到抑郁症与焦虑症的煎熬。
PANDA的首席行政官特丽·史密斯 （Terri Smith）说这个情况是一个“最不为人知的秘密”。
“男人告诉我们是——而这里也有一些非常有依据的研究——爸爸们感到他们要成为家中的最强后盾，” 她说。
“他们期望自己可以在转换期把一家人都牢牢地团结起来，可以在那里支持他们的伴侣和宝宝，而所有的这些加起来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压力。”
“因为自己伴侣们经过了整个生产的过程，所以如果他们感到不适，也为说出这一点, 而感到糟糕透了。”
“所以在没有认可与承认的情况下，是非常艰难的。”
康复的形式和程度是多种多样的
对于泽来说， 告诉他的太太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她本身就患有产后抑郁症。
“当我们第一个小孩出世的时候，我太太就因为生产在身体上遭受了很大的创伤，而她在整个过程里也很痛苦，身体、精神和情感层面上都是，” 他说。
“当我太太压力大和痛苦挣扎的时候，这会让我的情况更糟糕。”
“虽然不该这样，但其实都是相连，而是我也会不讲理地把小事弄大。”
“但是我不想让她觉得我在怪她。”
和一位心理学医生一起治疗，还有将自己的经历放在网上帮助了泽先生的康复。
自从开始无限期休假，呆在家中，帮着带孩子，他也认识到当全职父母是一件多么的困难——同时也是非常值得的。
“这不是我想象中会做的事情，但完全绝对不会把（我现在所拥有的）和任何东西交换，” 他说。
“我的第一个孩子，我错过了那些里程碑式事件，而这一次我就在这里，能够参与到其中去是很大的一个福气。"
父亲的痛苦可能很难被女性理解
以色列·史密斯和太太和孩子在浮潜Facebook: Israel Smith
根据PANDA，伴侣已受焦虑症和抑郁症折磨的的男人们有问题的风险更大，但有的情况也可能是，受折磨的只有爸爸。
对于39岁的来自新南威尔士库吉 （Coogee）的以色列·史密斯 （Israel Smith），这有时就意味着瘫痪般的孤独。
这名专业的摄影师说，当他的太太贝琳达（Belinda）带现在已经11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完全没有问题的时候，我却在儿子（第三个孩子））出世后无法适应。
“在糟糕的一天，我会崩溃，最后离开办公室，坐在大厅里哭泣，在地板上蜷缩成一团，” 他说。
“对我看来，有些时候是非常恐怖的，而我也在黑暗的一端看不到希望之光。”
“我感觉一切都很糟糕，而且无法向未来迈进。”
他的产后抑郁症的诊断几乎是受到欢迎的。
“当我刚被诊断出来的时候，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那种非常强烈的安慰感，知道我并不孤独，” 他说。
“并且知道还有治疗的方法这一点也给了信心，让我知道自己可以走出这个恐惧。”
史密斯先生把服食药物当作最后的手段，所以先做其他事情——改变他的饮食和生活风格，在工作上放慢节奏。
这意味着他和太太在前七年打造的摄影公司上要往后退一些， 而这一点他说一开始对她来说比较难以接受。
但是他说她也明白这样是必要的。
“最后她意识到，她可以没有这个生意，但是她不能没有我，” 史密斯先生说。
“有她的支持，在我自己这边，我找到了一个方法，在六个月之内，我也开始好转起来了。”
“在一年以内，我感觉或多或少地恢复正常了，我开始考虑作为一个家庭下一步是什么，我不再在原地踩水了，而是为将来做打算。”
“但是这都是由我承认出问题的那刻开始的， 那个展示脆弱的一小步和开放是治愈过程的起点。”
如果你和你的伴侣需要帮助可以拨打1300 726 306，联系 PAN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