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一郎二战名将巴顿将军鲜为人知的晚年-四代重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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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巴顿是一位举世闻名的美国传奇将军。
巴顿与在战争中英勇牺牲的苏联名将瓦杜丁不同，他是在战争胜利结束后的一次车祸中受重伤不治而逝世的。他未曾听到凯旋时的欢呼，未能接受少女的鲜花。而这一切正在美国等着他，命运却让他与之擦肩而过。作为美国的四星上将，他本可以享受到优裕的退休生活，从而对戎马一生的劳顿辛苦做一个补偿，可他竟在这一刻到来之时撒手而去。然而，九泉之下的巴顿却笑着说，为我悲者，不知我也！
1944年8月，盟军虽已在诺曼底成功登陆两个月，但被德军阻止在诺曼底的“灌木篱墙”地区而动弹不得。此时，巴顿带领其第3集团军一举突破了死气沉沉的胶着状态，挥师围困了布勒斯特，并占领了卢瓦河上的勒芒市，打破了别人未能打破的“灌木篱墙”。这时候，立了头功的巴顿说了我们一直作为“好战分子”自供状的一段著名的话：“与战争相比，人类的一切奋斗都相形见绌！上帝啊！我是多么热爱战争！”如果撇开巴顿其人来单纯琢磨这几句话，我们当然有充足的理由给他戴上“好战分子”的帽子。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他的性格、他的为人以及历史上许多名将的结局，再仔细品味他的另一句著名的话——“一个职业军人的适当归宿是在最后一战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而干净利索地死去。”那么，我们对他“好战”的言论就会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一种十分辛酸的感觉，从某个维度上来讲，他与“狡兔死，良狗亨”的韩信一样悲哀。
简单地说，离开战争，像巴顿这样的名将简直无法生存，或者说社会环境不允许他生存，当然这里所指的是精神生活而非物质生活，这绝非危言耸听。
首先，他的上司将不能容忍他的存在。在战争中，尽管他屡屡与上司意见相左甚至发生顶撞，但只要对战争有利，上司们也能从大局出发来原谅他、容忍他，因为他在战场上的胜利同时也是他上司的胜利。然而，当战争结束后，算总账的时候就到了，上司岂能继续容忍这个无法无天的下级存在？！
其次，领导军事家的政治家将无法容忍他。战争当中，巴顿尽管曾在摩洛哥与法国维希政权（投降德国的政权）的人打得火热，但政治家们仍然原谅了他，因为战争离不开这员虎将。但是，当战争结束之时，政治家们就绝不能容忍他有任何与政治利益相悖的行为。
再次，社会舆论、议会将不会容忍他。谁都知道，巴顿常常张口闭口“他妈的”。他曾因打骂两名士兵而差点受到军法审判，只是因为战争需要和上司艾森豪威尔的庇护，才免遭议会那帮无事生非、小题大做者们的追究。但是当战争结束之后，议会只需用一个“人权”借口即可将他打倒在地。他的上司也用不着为庇护他而遭议会的非议了。
事实正是如此。在二战的善后工作远未结束的时候，他的上司艾森豪威尔就不得不扔掉他这只“酸果”了。一贯喜欢直来直去的巴顿“祸从口出”，竟然说出了“大多数普通的德国人参加纳粹党，就和美国人参加共和党与 民主党的情形差不多”这样的话，转天便被记者以“一位美国将军说，纳粹党人就像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一样”的标题发表在各大报刊的头条上，这个祸可就闯大了！当时美国执政的是民主党，你说它与纳粹一样，人家又岂能容你继续逍遥下去？
被政治打压的巴顿自此愤愤不平，他用打猎之类的消遣来麻醉自己，以抚平心头的伤痕。就在1945年底，在曼海姆附近，他的轿车与一辆军用卡车相撞。他受了重伤，颈部折断，颈以下全部瘫痪，同年12月21日，他在海德堡的一所医院里溘然逝去。
巴顿逝世后，有人为之惋惜，也有人为之高兴，但理解他的人认为他死得其所。《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写道：“他不是一位和平人物。也许他宁愿在他所热爱的部下都在忠诚地跟随着他的时刻死去。他的祖国会以同样的忠诚怀念他。”他那近乎“无字碑”的碑文上仅有两行必不可少的字——“乔治·S·巴顿／第3集团军上将，军号02605”——虽然没有歌功颂德的碑文，但二战的历史已为他写好了墓志铭。